1935年12月，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长征横跨14个省，沿途不仅要与各路敌军交战，还要与各族民众打交道，做好宣传工作，让民众接近、接纳、帮助红军，至少不敌视、进攻红军。显见，枪炮攻势是克敌制胜的主要途径，而喇叭攻势也是功不可没、不可或缺的手段。

　　因不完整地论述长征宣传，挂一漏万自难免。虽吸纳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水平有限，错讹之处肯定有。宣传对象主要有三类，宣传内容主要有三项，宣传形式主要有三种，宣传文字有三种，宣传地点主要有三处。意欲找锤，敬请斧正!

　　一、长征宣传不可少

　　1.宣传对象及任务

　　第一，对指战员(为更好长征)：作行军作战前的动员;作行军中的鼓动宣传;在休息、宿营时表演文艺;安抚重伤病员情绪;检查指战员的纪律执行情况。

　　第二，对民众：宣传党的政策、革命道理、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唤醒沿途民众，达到补充军需、扩大红军等目的;补充、鼓动民伕完成繁重的运输任务。

　　第三，对敌兵：战场喊话劝降，不与为敌;做俘虏工作，劝其参加红军。

　　2.长征宣传不可少

　　用之得当的宣传是心理战的有力武器，可提振士气、精神振刷。红军未到前，国民党反动派挖空心思，极尽诽谤之能事，用攻击性语言进行欺骗宣传，把红军描绘成“见房就烧、见人就杀”“身上长毛、青面獠牙”“红军来了要抓男人去当兵，杀小孩取心肝吃……”等狰狞面目、恐怖形象，使一些群众受蒙蔽，造成巨大的心理恐慌。你别说，这一套还真管用，没见过、不了解红军的人易被欺骗和威胁所吓跑。那些“累弯脊梁、愁断饥肠”的民众，为免遭“兵过如水洗”而纷纷弃家出走(只是偶有老人留下)，遁入山林，给群众工作造成极大障碍。一时间，有钱人收拾细软，找个所谓的安全去处躲藏，民众也被唬得东奔西走。诚然，哪次亦兵亦匪的大军过境，不都是民众受罪遭殃?据《廖汉生回忆录》载：“当时老百姓是怕兵的，一听说‘过兵’唯恐躲避不及，谁还敢看兵呢。”几年前的三大天灾人祸导致民怨沸腾。往事历历在目，不躲才怪呢!甲子年(1924)，大旱歉收;乙丑年(1925)，米粮大贵;丙寅年(1926)，兵马大乱(兵燹)。

　　一俟安营扎寨，宣传员便马不停蹄地让民众尽快了解、帮助红军，此乃当务之急。据陆定一著《老山界》载：“照我们一路上的经验，无论是谁，不论他开始怎样怕我们，只要我们对他说清楚了红军是什么，就无不转忧为喜，同我们亲热起来的。”据《历程——老红军林国兴同志回忆录》载：“跑进山沟里的人，听到我们的宣传，看到我们不打人，不抢东西，不拉夫，不捉人，还帮助村子里未跑走的人，和他们亲切的谈话，在这种情形下，跑进山沟里的人，都纷纷从山沟里回到村子里来了。”据陈士榘著《夺取定番城》载：“红色战士的特点，不但善于用枪杆子打坍敌人，而且是宣传鼓动家，占领了定番后便分头向群众宣传解释，宣布国民党罪恶，揭发它的欺骗，不到一点钟的时间，全城挤满了群众，……”据魏国禄著《扎西扩军》载：“我们在宣传中，主要是向人民讲清这样两条道理：一条是用事实说明穷人所以穷，完全是由于土豪劣绅的残酷剥削与压迫造成的;第二条是穷人要求得彻底解放，必须武装起来，参加红军，打倒土豪劣绅。”

　　宣传队是特殊鼓动队，一般由演讲分队(组织和宣传群众)、艺术分队(编排节目和化装宣传)、张贴分队(写贴标语口号及散发宣传品)组成。环境残酷，工作辛劳：“宣传员，宣传员，每天走在困难前。演讲喊叫吹弹唱，笔杆脚杆没得闲。”据谢扶民著《经贵州苗山》载：“宣传队的任务又被分散到各房东去检查纪律，到每家问，每家都说：‘自己队伍，太好了，没啥说的，祝同志平安。’”

　　红军用刷刻写标语口号、插竹木片、喊话讲话、散发传单文告、文艺创作表演(诗歌、歌舞、戏剧)、画漫画和组字画、讲笑话、讲故事等形式，效果明显。据刘志坚著《风雨征程》载：“宣传队在沿途布置宣传鼓动棚，喊口号、唱战斗歌曲、说快板、张贴标语、散发宣传品，作简短的讲话等等。”

　　二、刷写标语口号

　　1.标语口号受重视

　　标语是用简短文字写出的有宣传鼓动作用的口号。标语是写，口号是喊。鉴于反动宣传已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红军用标语口号进行有力回击。首先，成本低、易操作。因流动行军作战，宣传难有固定时间和场所，故只能将党的政策、红军纪律等以标语形式，刷刻写在沿途可用场所、物体上;用喇叭、嘴巴喊口号更便捷实用。其次，时效性强。长征进入地瘠民贫的民族杂居、聚居区后，少数民族对党和红军基本不了解，容易因受传统心理和反动宣传影响。而标语口号是精神快餐，能满足红军向沿途民众宣传政治主张的迫切需求。所以，标语口号最常用。

　　1934年10月9日，《总政治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指出：“必须在沿途进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尽量的召集伙食单位的群众会议，广泛的进行口(头)宣传，散发和张贴宣传品和在墙报上多写标语口号(居民的和告白军士兵的)，特别要根据当地群众迫切的具体要求，提出斗争口号，领导群众斗争。”10月29日，《总政治部关于适应行动与环境的巨大转变加强政治工作的训令》指出：“传播党和苏维埃的影响，进行广大的宣传工作，要随时随地利用各种机会，散播宣传品，到处写贴大字标语与布告，找群众谈话，举行连队与群众的茶话会等，……”12月5日的《红星》报文《实行连队写标语竞赛——看谁坐丢板》载：“为着把我们一切标语口号更深入到群众中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因此我们号召各连队写标语竞赛，具体办法如下：一、凡是能写字的战士每人练习写熟一条至十条标语;二、每人每天都写一个至五个标语;……”据廉臣(陈云的化名)著《随军西行见闻录》载：(在猴场)“此时正值阳历新年，到处布满红军之布告与标语。”1935年2月27日，《总政治部关于瓦解白军工作的命令》指出：“各部队立即动员自己整个部队中凡能写字的，用木炭，用毛笔，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在门板上，遍写下列材料十二条，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写一条。”

　　2.何时何地写标语

　　为尽快唤醒民众和进一步激励指战员，无论是在行军、战斗、大休息(走30里)、小休息(走10里休息5分钟)、宿营时，还是途经城乡时，红军适时将标语刷刻写在土豪劣绅房屋或公共场所(庙宇、宗祠、官署、会馆、学校)墙壁、牌坊、石头、石碑、树干、竹木片、纸等上面，方式有刷、刻、插、放、漂等。

　　在竹木片写标语，一是在方便时先写好，行战紧急时便可边走边插在路旁。二是方便随插随走。在没有可刷刻写物体的地方，写有标语的竹木片就能派上用场。三是方便民众拿看甚至带走。若被人发现，则说拿来当柴烧，可降低风险。据刘志坚著《风雨征程》载：“为搞好途中的宣传工作，长征刚开始，我们就组织部队砍了很多竹子，做成竹片，在竹片上写了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等口号，插在部队通过的道路两边。”据袁林著《征途漫漫：我的红军生涯》载：“做宣传工作，用石灰水在墙上、大石头上刷写标语，把写有标语的木棍、竹片插在路旁、稻田里，在敌军必经之路散发油印传单，每撤离一个村庄和县城都要散发大量的传单和刷写大量的标语。”

　　现在还能看到的标语，多半保留在当年红军宿营地或进行大、小休息的地方。因写在室内和数量多之故，不易全被销毁处理。1934年12月5日，《红星》报文要求：“……凡是宿营地及大休息地方的墙壁都要写满标语;……”12月21日，李富春签署《总政治部关于创立川黔边新根据地工作的训令》，指出：“白日行军要有计划进行大、小休息和沿途的鼓动娱乐工作。”1935年2月27日，总政要求：“从连队到军团的军政干部以身作则，自动手写，写满整个宿营地。”

　　写在路旁的标语，往往因暴露在光天化日下而容易被人为销毁或被风吹雨打而湮没在历史尘埃中。虽然不少标语在红军走后被反动派清除，可真理却永存百姓心中。但也有标语是民众冒着危险用泥巴涂糊盖、用木竹杂物遮挡住、拆除移动收藏起等方法保存下来。据不完全统计，保留至今的红军标语有数千条。

　　3.标语用啥写

　　用毛笔、粉笔、颜料、黑锅灰、石灰等工具书写(有啥用啥)，以不断扩大党和红军影响，争取民众、克服艰险、战胜敌人。1934年12月5日《红星》报的文章要求：“……标语可用毛笔、炭灰、粉笔、石灰块等书写(不管字的大小);……”据施平(陈云在莫斯科的化名)著《英勇的西征》载：“每个红军兵士身上都带有粉笔，每天在经过地点至少要写三个口号。”据《刘华清回忆录》载：“宣传队又分为粉笔队、粘糊队。粉笔队主要负责刷写大字标语、宣传口号，有时用白灰，有时用墨汁，反正是找到什么能写大字的就用什么;粘糊队则主要负责张贴布告、传单、标语等。”据黄良成著《忆长征》载：党团员的四项任务之一是“每人每天必须写三条标语，用木炭、石块、粉笔、铅笔、毛笔，写在墙上、路上、地上都可以，并积极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据李兆炳著《往事琐记》载：“宣传队的队员，……每到一个村子，看到墙上只要有一块可以写字的地方，就用棕片制成的‘笔’，蘸着桶里的石灰浆或黑烟调成的‘墨汁’，写起标语来。”据刘耀宗著《万水千山长征路》载：“宣传员的主要任务是提着糨糊、石灰粉桶和刷子走在部队前面刷标语。”

　　4.标语口号类别

　　得到理解、受到欢迎的红军每当一地，都有民众写贴、呼喊“欢迎红军总司令!”“欢迎打富救贫的红军!”等标语、口号。据谭政著《向赤水前进》载：“土城街上遍挂红旗，到处张贴了欢迎红军的标语，什么‘欢迎朱毛军长’，‘欢迎打富救贫的红军’等。”同时，红军为争取民众、敌兵而提出“欢迎苗族兄弟加入红军!”(台拱县施洞)，“欢迎白军兄弟参加红军!”(施秉县城)，等等。

　　一是推翻阶级压迫，严明军纪，保护工农利益。这类占比很大，能迅速争取民心，如“打富救贫”，“工农群众武装起来暴动起来打土豪分田地!”(黎平县洪州)，“打倒压迫苗民的王家烈!”“组织自己的阶级工会!”(剑河县)，“打倒屠杀工农的国民党!”“红军不拿群众一点东西!”(台拱县施洞)，“工人组织工会 工人增加工钱”(施秉县双井)、“消灭贵州军阀赤化贵州”(施秉县凉伞村)，“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施秉县城，为萧锋12月27日所记)，“打倒贪官污吏!”“农民翻身!”(镇远县)、“红军绝对保护工农利益!”(镇远县城)，“工农的红军联合起来，打倒贵州国民党军阀王家烈!”(黄平县)，等等。据鲁道夫·勃沙特回忆：“他们所到之处，大写标语，红的、白的、蓝的，一个个方块字格外醒目。标语的内容一般是，‘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卖国贼!’‘打倒帝国主义!’‘苏维埃是中国的希望!’‘不交租，不还债!’还有些马克思语录，如‘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反蒋介石的标语也不少，‘打倒蒋介石!’‘活捉蒋介石!’还有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据廖志高著《一个忠实的革命“倮倮”》载：“……不数日就冲到并占领了越嶲县城。好多的宣传员不疲倦的在通街的墙壁上门板上写着：‘打倒刘文辉!’‘活捉刘元瑭!’‘取消一切苛捐杂税!’‘不交租不还债!’‘打土豪分田地!’等等标语，随着也就向老百姓解释了这些主张。”

　　二是主张民族平等。红军视民情、敌情不同，会提出针对性强的标语口号。1934年11月29日，总政发布13条《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如“1.实行民族平等，在经济上、政治上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2.实行民族自决，苗民的一切事情由苗人自己解决!……10.共产党是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决、解放弱小民族的!”1934年12月6日，红三军团某部在广西龙胜县龙舌岩写下“红军绝对保护傜民!”。入黔后，写的有“政治上、经济上，苗人、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锦屏县婆洞)，“苗家客家团结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剑河县)，“苗瑶有民族自决权!”(黄平县)，等等。1935年5月19日，红军总政治部(总政治部，以下简称总政)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中强调：“……必须进行深入的关于少数民族情况的调查，并依据这个发布切合于某个少数民族的具体的宣传品、布告、传单、图画、标语等等。”1935年8月29日，凯丰受命组织中央宣传委员会，负责审查关于民族问题的宣传材料等。据谢翰文著《过单家集》载：“……在部队中进行着广泛深入的争取回民的宣传解释工作，最主要的是号召全体红色战士，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三是号召抗日救国。如“成立全国民众反日战争的民族统一战线!”(黎平县洪州)，“各族兄弟支援红军北上抗日!”(锦屏县婆洞)，“动员全中国的民众去对日作战”(榕江县朗洞)，“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黄平县)，“红军是抗日反帝的主力军!”(施秉县双井)，“誓灭倭奴”(贵州贞丰县白层镇)，等等。

　　5.写标语的文字

　　在长征中，红军刷刻写标语、传单文告的文字有三种(多用汉文)。为方便民族群众和民族战士认读，也用藏文、回文或与汉文合写。如在四川省卓克基西索村的“胡宗南是出卖西北回民老家的贼”等标语，就用汉、藏文写。193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在给各级党部的信中要求：“在番民群众中须尽量的将宣传品翻成番文散发张贴，并须与番民的民族解放联系起来”。番民即少数民族。

　　6.标语口号的特征

　　第一，通俗易懂。单刀直入，让民众、敌兵知道党和红军是什么、要干什么，如“打土豪分田地!”“我们不打老百姓!”“红军打富济贫!”“红军是农民的子弟兵!”。若标语太抽象，民众难看懂，无法引共鸣，号召力打折。据刘耀宗著回忆：“我还记得当年标语的内容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红军是抗日救国的军队’等等。”因长征环境，标语口号追求“短平快”，立竿见影。第二，朗朗上口。如“田是穷人开，稻是穷人栽，谷粒归原主，你说该不该?”“有国才有家，有树才有花!”“红军到，干人笑，粮绅叫;白军到，干人叫，粮绅笑。要使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写在贵州遵义、四川会理通安等处)第三，简明扼要。直指民众关注的痛点、堵点，能表达反抗意愿和革命目标，如“实行耕者有其田”“打倒压迫苗民的王家烈!”“打倒蒋介石卖国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

　　7.标语的落款

　　出于工作需要和安全考虑等，红军写标语的落款用代称，不写具体单位名字，一般写为“红军宣”“红政宣”“红政工”等。但也有例外，如在贵州省榕江县朗洞分县县城(今朗洞镇)街上王家大院的标语口号落款即为“红全体宣”。

　　标语口号能振奋人心，既鼓舞了指战员斗志，又表达了敢打必胜的信念与决心。如今读来仍荡气回肠，更是对新时代军人(红军传人)很好的鞭策。

　　三、散发传单文告

　　为加强宣传长征，红军向民众、敌兵散发传单文告。1935年2月20日，《总政治部关于目前瓦解白军工作的指示》指出：“估计到敌人将要经过的地方大量的散发宣传品到白军士兵容易看见的地点(如厕所、禾草中、门板后面、破房、庙堂等)，在墙壁上写动人的大字标语口号，……”据李兆炳著《往事琐记》载：“宣传队的队员，……还将印好了的小传单，张贴在门上或室内壁上。”据杨定华著《从甘肃到陕西》载：“……红军总政治部印发之宣传品，回民都争先抢阅。”

　　散发传单文告效果的最佳之处，是人多的地方(会场或集镇街上)。1934年12月18日，黎平城群众大会散发《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告白军士兵弟兄书》《出路在那里?》等传单文告。据谭政著《向赤水前进》载：“土城街上……一堆一堆的人，踱来踱去，看传单接受宣传。”

　　在路上，红军也散发宣传品。如杨胜乾在锦屏启蒙者姑寨山上砍柴时发现《出路在哪里?》，冒着危险拿回家。由毛泽东、朱德署名的传单上写有：“我们要立刻取消一切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与兵差劳役，取消一切高利贷，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分配给贫苦的农民……保障工农群众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罢工等一切自由的民主权利与男女的完全平等”。1934年11月7日，总政在湖南文明司(今汝城县文明瑶族乡)设立临时印刷厂，印刷资料(对外称加工面粉)。

　　四、喊话讲话动员

　　1.宣传鼓动指战员

　　(1)首长讲话。朱德常给指战员讲话，传导敢于胜利的精神。1934年12月12日，朱德在黎平牙屯堡对政卫团战士说：“贵州的居民多数是少数民族，他们受压迫最深，生活最苦，是红军的依靠力量。但是各少数民族的礼俗不尽相同，我们红军是各族人民的子弟兵，到了少数民族地区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团结少数民族，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军阀。”入黔后，毛泽东要求指战员必须平等对待少数民族。1935年2月11日，朱德向红一军团指战员说：“现在全军还有三万多人，比井冈山时多十倍，还怕什么?我这个人从来是乐观的，坚信代表剥削阶级的蒋介石军队一定会被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工农红军所消灭。”据《彭绍辉日记》载：“十二月十七日……师向各团发出指示，要求严格尊重民族习惯;……”在娄山关战斗前，红12团政委钟赤兵提出“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不占娄山关非好汉”等鼓动口号。

　　(2)政工人员宣传。战前鼓动，让指战员摩拳擦掌，恨不得战斗马上打响。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决定要求“……在全体红色指战员中间进行广大的深入的宣传鼓动，最大限度的提高他们的战斗情绪，坚强他们作战的意志与胜利的信心。”据《英勇的西征》载：“……我们无时不注重兵士中的政治和教育工作。每天早上(在出发以前，开始上早操的时候)，或每天晚上，必举行政治谈话。我们利用一切机会来教育红军兵士，……”据耿飚著《由临武至道州》载：“……立即召集各级干部传达，一方面集合部队来说明任务与任务的伟大，和执行任务的注意事项，及进行鼓动，以提高战士的战斗情绪等。”据彭加伦著《道州城的一瞥》载：“在短促的时间内又进行了简单的鼓动，战士们了解了自己的任务，……”据莫文骅著《在重围中》载：“各连队的政治工作人员沿途利用一些最少的可能利用的时间，向一般战斗员解释，鼓动，说明抢渡湘江的重要，与我们的前途：……”据艾平(张爱萍)著《从两河口到马蹄街》载：“在个个连队里，或者以营为单位，都在开始进行战斗的鼓动。‘让他来吧!尝尝老子们的子弹，手榴弹!蒋介石的我们也不怕呢!’各线上的战斗员，具着沉着、坚毅、勇敢、壮伟的大无畏的精神，雄壮而响亮的回答着他们的指挥员。”据刘亚楼著《渡乌江》载：“连队的晚会，都进到报告和讨论军委当前之战略方针，鼓动突破乌江之战斗，‘突破乌江’‘拿下桐梓’‘完成军委所给先头师的战斗任务’‘到遵桐去庆祝新年……’是当时的中心口号。”据舒同著《遵义追击》载：“‘追呀!猛追呀!不顾一切疲劳，追得敌人到乌江吃水呀!缴枪就在这时候，谁能克服疲劳，谁便能有更多的缴获!’这口号，立即在部队中喊起来。首长工作人员，直到连队中鼓动;英勇的铁的红色战士，虽然从早上到这时还没吃饭，但大家不觉饥不觉脚痛，为着上述口号，又继续猛追。”据彭加伦著《飞夺泸定桥》载：“为了夺桥的胜利，于是决定不吃饭，立即又在连队进行鼓动。政治工作人员都跟各连队走，党团员和干部最先做模范，向战士们详细解释。全体战士一致高呼：‘不怕苦，不怕饿，一切为了夺取泸定桥!’”据王辉球著《波罗子》载：“部队虽然住在这种艰苦困难的环境下，仍然是进行各种军事政治教育，特别是提倡纪律六大要求：……经过党内外动员后，战士的精神也更紧张了。”据《从甘肃到陕西》载：“……军事政治干部会议之后，各部队立即开共产党支部会、军人大会等。这些会议立即提出整顿军队风纪、做群众工作、扩大新战士、进行宣传工作等等的比赛，各部队当即决定由纵队与纵队、团与团、连与连互派代表，双方检查驻地卫生、与群众的关系和整顿军风纪等，同时各部队又组织了会餐和联欢会。”

　　2.群众大会讲话

　　人多开大会，人少开小会。在群众会议上，揭破反动罪恶，宣传革命道理，号召打倒坏人，分浮财给群众。在黎平群众大会上，李富春等人宣讲红军纪律和任务等。1934年12月25日，《红星》报第7期第2版载：“黎平城的群众大会……‘红星’在黎平时，曾召集一个群众大会，虽然县城群众多被国民党政府强迫与欺骗登山。到会群众仍达三四百之多，经过演说与分发衣物之后，群众情绪更为热烈，影响甚大。这次群众大会，有两点值得我们效法的：一、事先派出了地方工作人员，特别是动员了各连队的地方工作组，分头向群众作个别的宣传，并于开会时负责带他们到会场，所以到会群众甚为踊跃。……”据《随军西行见闻录》载：“赤军于第三天在第三中学操场开民众大会，朱毛亲自出席，工农、学生、商民被宣传而执旗参加大会者将万人。朱德大讲其赤军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说赤军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民、各方军队一致抗日。毛泽东则大讲其苏维埃政权不收苛捐杂税、全民选举及主张抗日等等。赤军这种宣传，影响黔省人心极大。”

　　3.与民众座谈联欢

　　长征中，红军多以座谈、联欢等对沿途民众做宣传，以密切军民关系。据《英勇的西征》载：“每个红军兵士，无论在何家寄宿，都要召集全家会议，叫家长参加，向他们解释红军底性质如何，它为什么而斗争，务必使他的鼓动深入到最广泛的民众中去。”据陆定一著《老山界》载：“……因为山很难走，一路上并须进行鼓励，督促前进。于是我们几个人又停下来，立即写标语，分配人到山上山下各段去喊口号，演说，帮助病员和运输员，以便今天把这笨重的‘红章’纵队运过山去。”据艾平著《烧死了两匹马》载：“宣传队也四方八面出动了，有的在宣传，要他们不要哭，也不要伤心，我们红军是为工农劳苦群众谋利益的，反革命烧了他们的房子，我们红军还可以救济他们;同时指出反革命的阴谋毒计，……”据《随军西行见闻录》载：“故赤军总司令部命令全军在会理休息五天，并命各部队加紧居民中宣传工作，规定招募赤军新兵五千人的计划。……赤军部队之所以经常得如此补充，一因赤军善于宣传居民，……”据冯文彬著《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载：“总司令的老习惯，见了群众总是笑嘻嘻的，做宣传工作。”

　　为解除顾虑，红军会向因害怕而躲的民众讲清楚：红军是什么人的军队?要做什么事?为什么要当红军?据谢扶民著《经贵州苗山》载：(1934年12月上旬)“十二点钟已过，政治部与各单位的政工人员(政指、支书)又得做一番工作。就与群众开始座谈会、联欢会，等等。搞到下一点多种，群众都纷纷的将鸡、鸭、蛋、菜干、干鱼等送给部队所住各房东的单位。但各单位经过解释后，都拒绝了。在这种情形下，群众都异口同声的说，不懂得你们是什么军队，而跑上山，对不起，都客气起来了。群众也都纷纷拿出粮食出来卖给部队了，不到一个钟头各单位的粮食都买到了，……第二天部队七点钟出发，苗族同胞也早起，在各道口、路旁招手表示欢送我们。”据谢翰文著《扩大红军》载：“‘云贵川，川云贵，扩大红军有成绩。’这是扩大红军的口头禅。在经过贵州的贵阳、龙里一带的时候，我也实际的参加了扩红工作。当部队出发的时候，各部队地方工作组，飞鸟似的先走了，跑到部队的前头，有时走到尖兵的前头;整天的没有休息，也不知疲劳，看见路边有庄子，更起劲的飞跑的走进群众家里，找他们讲话;如遇路边有群众，更是眉飞色舞，争先恐后的叫喊起来：‘掌柜，过来，我和你讲话。’接着连走带跑的，走拢群众的身边，轻言细说的去做宣传鼓动工作。”据冯文彬著《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载：“我们对俘来的‘倮倮’，一面用酒饭优待他们，一面给以宣传，说明：‘红军是保护穷人利益的，倮倮与大桥群众都是穷人，应该联合起来打土豪，不要自己打自己。’经过宣传后放回去。”

　　4.设置宣传棚

　　在军情紧急、环境恶劣、行军疲惫、伤病困扰严重时，宣传员会设立宣传(鼓动)棚，插旗子，敲锣打鼓、放留声机、唱山歌、编快板等，以缓解疲惫和激励斗志，赢得由衷赞许。指战员边听、边看，忘却困难向前走。如“翻山顶，看本领，比比哪个是英雄。……”“各位同志笑呵呵，过去不远要上坡。上了山，再下坡，还有五里不算多。”(用红泥写于贵州省镇远县金堡元兆苗寨河边的岩壁上)

　　1934年12月21日，总政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及政治工作人员，应全体的动员起来，以一切方法(干部会议、党的会议、军人大会、代表讲演、宣传棚，等等)深入连队中去，依照本部教育材料，参照部队的情绪，对中央决定进行详细的解释工作，回答每个疑问与误解，务使每个红色战士了解我们行动的总方针与当前的任务，……号召与团聚全体红色战士，在党的正确决定与军委领导下，以百倍的勇气和信心，为实现在川黔边创造新苏区根据地而奋斗。”据《随军西行见闻录》载：“……红军政治部能设法以减少行军疲劳及提起行军精神，如用宣传棚等等，……”“……忽听见隐隐有留声机的声音，正唱着：……一张片子唱完，又听见一阵歌声：‘同志们快起来拿刀枪，我们是人民的武装，要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原来是政治部的宣传队正摆着宣传棚，为鼓励行军、提起部队的精神，使之忘却行军之疲劳。在宣传棚旁边的石头上，拿粉笔写着：‘同志们努力啊!还有二十五里就到山顶了。’‘竞赛一下，谁先上山顶?’经过宣传棚的留声机和唱歌，的确我们把上山的疲倦忘掉了。”据艾平著《从两河口到马蹄街》载：“我们的疲乏，就随着鼓动棚的小同志们的洪亮而清脆的歌声渐渐消失了，两只腿也更加有劲了，……”据黄克功著《由桐梓到遵义》载：“前进了约莫五里路之处，马路上有军团政治部及十团政治处布置的色彩美丽极有战斗鼓动意义的宣传鼓动棚。沿途张贴有些战斗鼓动口号，……棚的旁边站着两队小小宣传鼓动家，一队唱歌的，唱《上火线歌》。……一队口号队，高呼着‘实行打胜仗比赛!’‘消灭柏辉章!’另有讲演员讲这次战斗的意义。红色指战员们经过鼓动棚时，被歌声口号激励得摩拳擦掌，踊跃前进，并回答口号：‘我们有胜利把握，柏辉章不是敌手!’”据杨成武著《突破天险的腊子口》载：“我宣传棚里的小同志们，热烈的唱‘……开展胜利的进攻，消灭万恶的敌人……’的战歌。”

　　5.对敌兵宣传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红军的宣传对象包括敌兵、军官。1935年2月20日，总政指出：“……并在火线上尽量利用可能的机会进行喊话宣传(必须估计到在运动战环境下面，喊话的可能较少，因此喊话应简短具体而富有鼓动性)。”据耿飚著《由临武至道州》载：“我们的战士……一枪也不放，只是对着隔有四百米达宽的河岸上的敌进行革命宣传工作(喊口号劝告白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据《随军西行见闻录》载：“此仗之后，遵义城中满布了赤军与黔军、南京军之被俘缴枪者。此项俘兵，赤军特为之组织新编师，每人发缴枪费三元，专派共党人员进行宣传。……赤军对被俘之中上级官长，亦由朱德亲自召集谈话，多方安慰，说明赤军主张抗日救国，希望全国军人一致合作，……”据《从甘肃到陕西》载：“俘虏来的都是东北军的骑兵，经过解释宣传之后多数都愿加入红军。”

　　五、文艺创作表演

　　1.文学创作

　　长征中的文艺创演更要将革命主题与各族民众追求密切结合，以快速破防。

　　从“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十六字令》)，到“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忆秦娥•娄山关》)，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七律•长征》)，到“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清平乐•六盘山》)，到“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沁园春•雪》)，是毛泽东那坚信必胜的豪情写照。

　　1935年5月22日，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陆定一首撰)，宣传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号召彝族人民与红军共同反对国民党。一句6字，共26句156字，押韵上口，利于传诵，深入民心。

　　彭家伦的《别》《追》《大王山上路难》《渡金沙江胜利歌》、李一氓的《安顺场怀古》《得讯我军已过泸定桥》、张爱萍的《西江月·遵义大捷》《疾风》《过草地》、陆定一的《金色的鱼钩》、贾拓夫的《无题》、刘瑞龙的《冬晨过夹金》等文学作品，生动再现了红军团结奋进精神和生死战斗场景等，彰显无限活力。

　　2.歌舞表演

　　即便对一根扁担掉地上不知是“一”的宣传对象，说唱、跳舞、演戏也是打动民心、鼓舞军心的一个有效抓手。耳濡目染，氛围融洽。据李富春著《夜行军》载：“然而当着无敌情顾虑，月朗风清之夜，我们有时可以并肩而行，大扯乱谈，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这种行军乐趣中，在总政治部的行列中，以至组成了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诸同志再加上我的合股‘牛皮公司’。”1985年，范金标著《第一次见到周副主席》载：“红军打到哪里，文艺宣传工作就做到哪里。我们的指战员，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端起刺刀能杀敌，敲响竹板能演唱。”据[美]尼姆•威尔斯著《续西行漫记》载：“共产党人非常明白：获得中国农民的心的方法，便是应用他们世代相传的爱好戏剧的心理。”

　　因红军多来自劳苦大众，识文断句者不多，故用歌谣来牢记纪律效果奇佳。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发布《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将相关政策编歌传唱。据《刘华清回忆录》载，红十五军团的程坦与刘华清共商，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款与《土地革命完成了》曲子嫁接成歌，用于教育指战员。1935年 11月上旬，红十五军团官兵在两军会师合编大会上唱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高亢、激昂，节奏感强，唱出了军人威风。很快，便在红军各部传唱开来。

　　对宣传主体来说，说唱(《国际歌》《工农解放歌》《胜利反攻歌》《当兵就要当红军》《红军白军不一样》《粉碎敌人的乌龟壳》《忠告白军士兵歌》《英勇上前线》《马赛曲》《再占遵义歌》《渡金沙江胜利歌》《两大主力军会合歌》《打骑兵歌》、兴国山歌、凤阳花鼓、快板、莲花落等)、跳舞(苏联海军舞、《打骑兵舞》)、演戏(京剧、活报剧、街头戏)的难度高，要有一定艺术水准。胡底、钱壮飞、潘汉年、李伯钊、边章武、危拱之、蔡畅等人善用歌舞、演戏来宣传革命，激励斗志，鼓舞士气，朗朗上口，翩翩起舞，民众陶醉其中。据徐特立著《长征中的医院》载：“李伯钊是革命根据地艺术明星之一。她的歌曲，大部分是苏联学来的，十分雄壮。同时她也会唱小调，很艺术的革命小调，又十分优美。”

　　长征干部同乐会，一由总政工农剧社演唱歌曲，营造氛围。二是跳舞、演戏(活报剧、街头戏、快板、莲花落)。保留节目有边章武的京剧，李伯钊的江西兴国山歌(难怪白军流行“一怕红军刀枪镇，二怕兴国山歌声;刀枪镇来头落地，山歌声来勾掉魂”)、苏联歌曲和海军舞等，蔡畅唱《马赛曲》，危拱之的凤阳花鼓(如“红军强，红军壮，千难万险无阻挡。行军路上揍老蒋，北上抗日打东洋……”)等。“演得好，唱得妙，再来一个要不要?”掌声阵阵，情绪亢奋。据埃德加•斯诺著《红星照耀中国》载：“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据杨定华著《雪山草地行军记》载：“同时为减少疲劳计，上山的娱乐工作是不能少的，所以唱歌说笑话的热闹空气从整个阵容里爆发出来了。一时听得‘哎呀唻，红军哥哥打胜仗，缴获枪炮千万千!’的江西兴国山歌和红军进行曲等，唱和不已。专门担任领导行军中娱乐工作之宣传队，则尽其所有气力而大唱特唱起来，一切沉闷疲劳都被歌声驱散了。”“于是大家时而唱歌，时而讲故事，时而说笑话，这种热闹空气，克服了一切天然的障碍。”“……餐后，就开始了游艺节目，红五军团的戏团表演‘烂草鞋’一剧：……三军团剧团则跳各种舞蹈，热闹了半个晚上才散会。”据童小朋著《离开老家的一天》载：“……激昂雄壮，整齐嘹亮的歌声，就在百余个战士中唱起来了：……歌声悠扬的完结了，战士们的精神更加振作了，于是就跟着前面的部队开步前进。”据艾平著《从两河口到马蹄街》载：“……四师政治部宣传队的‘火线剧社第四分社’那些小鬼，真是天真烂漫，玲珑活泼，兴奋异常，沿途歌唱不止。”

　　3.绘画宣传

　　用画宣传效果好。但，擅长画画的只有黄镇、廖承志等人。描在纸上和绘在沿途山崖、石桥、大柱、富人宅子、庙宇墙上的宣传画，简单醒目，内容丰富。

　　有的反映劳苦大众被压榨，号召起来作斗争。如1934年12月29日，红军在黄平县旧州镇画了一幅“工农红军联合起来，打倒贵州军阀王家烈”的漫画。在猎猎红旗下，一名战士手持刺刀步枪刺向军阀胸膛。红军在贵州镇远省立八中门口墙上画着：一个劳动妇女背着一个很重的、用“苛捐杂税”4个字组成的背篓，压得弯腰驼背，踹不过气起来。紧扣民众心弦，看后心情舒畅，表达了他们敢怒不敢言的内心情愫。1935年红军二占遵义后，在门板上画着：一个红军战士，夸张的大鼻子、大眼睛、大耳朵，左脚跨在一座大山上，左手倒提一个黔军，右手倒提一个中央军，颇似耍猴人。画的左侧歪斜地写着“吓死双枪兵!”，右侧写着“打死遭殃军!”，上方用毛笔写着“运动战”三个大字。

　　有的宣传道理、扩红和民众参军。1935年2月，红军在四川古蔺画了一幅绸缎画：左边写着“勇敢的工农”，右边写着“当红军去”，中间画红军手举旗帜、号召劳苦大众参加红军，四周有许多头缠白巾、背着斗笠的群众踊跃报名参军。

　　有的揭露蒋介石出卖祖国大好河山的罪恶行径。如在黎平县政府门前甬壁两侧各画了一幅画，是几个宣传员手提石灰桶、颜色辛苦半天的成果。宽两丈余，高一丈余，色彩鲜明，笔力工整。其一画一个脚穿木屐、身着和服的日本鬼子，背着儿皇帝溥仪，向着山海关走来。而身着中山装的蒋介石，正引着日本人向山海关走来。其二是用不同颜色标识28个省的中国地图。东北侧有日本天皇的一幅全身漫画，面青眼凸，虎视眈眈，身佩长刀，脚穿长靴，高三尺有余，腰粗腿短。天皇脚下，屈跪着蒋介石。蒋介石则手拿指挥刀，将黑龙江、吉林、辽宁割让给日本，旁注“出卖祖国”4字。形象生动，一目了然，号召群众抗日反蒋。

　　还有一种字中带画、画中含字的组字画，虽然字体潦草、画面粗糙，但在激励斗志、战胜敌人、唤醒民众、克服困难等方面却发挥了独特作用。如在广西兴安、贵州遵义由“国民匪党”四字变形而画成一只狗，“国”字当狗头，“民”字当狗前半身和前腿，“匪”字当后狗腰身，“党”字当狗后腿和狗尾，活灵活现，告诉人们日本及其走狗蒋介石才是当前最主要的敌人，要为北上抗日红军让道!

　　很多标语口号配有图画，许多画作配有简要文字，图文并茂，活灵活现。如在贵州黄平县旧州，在标语“红军是民众抗日战争的主力军”左侧画有红军持枪刺杀敌人的漫画。据《中央红军在遵义》载：仅遵义就保存有漫画14幅，其中苟坝有一幅画《打倒王家烈》：右侧为一座单孔石桥，上插一面镰刀锤头的红旗，正中是块巨石，上书“打大胜仗，消灭国民党顽敌，为创造新苏区!”。巨石左右各有一名持枪挥刀的红军，倒在地上的王家烈在惊呼：“不得了，红军来了!”左侧方框内写着“打倒王家烈”。漫画《过大雪山》的配诗是：“大雪山，不算大，最高不过七十八，——算个啥!同志们，比赛吧，看谁最先登上它，——顶呱呱!看白军，已抓瞎，金沙江边学狗爬，——没办法。蒋介石，回去吧，送来的礼物全收下，——多谢啦!”红军在贵州石阡县油印传单漫画，贴在墙壁或电线杆上。一个中国人用绳子牵着一个俯首躬腰、狼狈不堪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注文为“活捉帝国主义者洋人一名，偿洋两千元!”群众看了，无不拍手称快!

　　言简意赅的画作，成为指战员克服千难万险、战胜千军万马、征服千山万水的食粮。在长征中，廖承志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头像以及其他一些宣传画、肖像画(如朱德)、风景画等。军委直属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黄镇更是一路长征一路画，门板、石壁都是他的画板。他用画笔将经历涉及的事件(如飞夺泸定桥、过草地、爬雪山、歼敌战斗、胜利会师等)和人物(“长征四老”及受难民众等)画下来，编成《长征画集》(原名《西行漫画》)，成为珍贵史料。他栩栩如生的素描，对研究长征极珍贵。他创作的独幕剧《破草鞋》和歌曲《打骑兵歌》，深受喜爱，广为流传。毛泽东称赞他是“能文能武”的政委，陈毅赞扬他：“黄镇有三绝，就是书画诗。若能常写作，定为天下知”。红军长征为何缺照片?“在长征途上，他是中央红军里唯一背照相机的人，……他沿途拍摄了不少红军长征途中极其罕见的场面，他要将这些历史的见证留给后人。李克农于1941年在桂林主持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时，为防备国民党突袭，把这些珍贵照片交办事处人员夏之栩、曾宪植带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他们途经贵阳通讯处时，正值皖南事变，为了轻装，就把照片留在贵阳通讯处。后来，贵阳通讯处被国民党查封，人员遭逮捕，这些照片也被搜走。解放后，李克农曾派人去找，都没有找到。”

　　六、发行《红星》报

　　长征前，中央苏区有三份“央级纸媒”：《斗争》(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红色中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星》(《红星报》，中革军委机关报)。长征后，仅存总政编印的《红星》报。因条件所限，铅印改为手刻蜡板油印。为能及时油印材料，红军把石印机带上，由挑伕(民工)搬着。4个铁皮箱里装着办报所需材料，如油印机、油墨、蜡纸、钢板、铁笔、毛边纸等。

　　从长征开始到1935年8月停刊为《红星》报的第三阶段，出版28期(黎平整编前后的主编分别是邓小平、陆定一)。发表长征动态，刊登文章、讲话，转载塔斯社消息，登载敌军动态，等等。让民众更好了解红军，可供其他队伍参考。

　　因保护有方等，使本就不多的长征标语口号、传单文告、苏维埃纸币(即“苏票”“苏钞”“红军票”)、文学作品、画作、《红星》报得以保存下来!岁月流逝，益发珍贵。我们从中看到红军指战员展现出的英雄气概，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坚守初心，坚定信心，万众一心，走新长征!我们要用好红色资源，宣讲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易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