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19日凌晨，天还未发白，忙碌一夜未曾合眼的周恩来，与博古一起，提着马灯，带着警卫员范金标，急匆匆敲开福音堂(德国传教士郁德凯传教行医的教堂、黎平会议会址隔壁)内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顾问李德住处的房门。不一会儿，房内传来激烈的争吵声，一向以沉稳、干练、十分注意形象、有极高修养和大局观念的周恩来，大发雷霆，盛怒之下，猛拍桌子，震熄了马灯……

　　这是周恩来与李德来到中央苏区任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顾问以来，发生的第一次激烈争吵。

　　原来，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中央“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面对长征初期红军的严重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惨状，忧心忡忡，心急如焚。长征以来，千钧重负系于一身此时的周恩来，实际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与协调工作、红军军事行动的指挥工作，已全部压在他的肩上，迫使他时刻思考着中国革命和数万红军的前途与命运。茫茫前去出路在何方?已成为困扰周恩来和中共决策层其他领导人的主要问题。面对湘江战役后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筹莫展、手足无措，博古的心灰意冷、悲观失望与情绪低落，部分红军指挥员对中国革命和红军的前途失去信心、滋生分散打游击的思想等问题，如何尽快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坚定信念、增强信心，一直成为周恩来反复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他工作千头万绪，既要指挥应对频繁的战事，又要负责政治局的协调工作，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刚刚结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会议作出的决议，使他在红军长征两个多月以来，悬着的沉甸甸的心稍稍放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向李德通报黎平会议决议时，遭到李德蛮横刁难无理指责而发生激烈争吵的一幕。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古城东门街胡氏商铺，召开长征以来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何克全)共9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长征以来特别是湘江战役以来，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一直是困扰中央政治局高层的主要问题。一路上，中央政治局领导层对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认识不一，分歧很大。一部分人顽固坚持原上报共产国际批准的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进军计划，一部分人则坚决主张放弃原定计划，尽快摆脱国民党军围追堵截、被动挨打的局面，结合实际重新确定新的战略行动方针。围绕新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中央和红军高层，从老山界到黎平，一路争论不休。在通道召开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负责人会议上，周恩来建议特邀毛泽东列席会议被采纳，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放弃原定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进军计划，避开强敌，改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正确建议，引起与会人员激烈争论，最终未被采纳。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只好对进军计划作战术调整，由通道经黎平出锦屏、剑河，然后北渡清水江出湘西，原定计划虽未改变。但绕道黎平，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军事部署，暂时甩开了国民党军追兵，使红军得到了第一次难得的休整时间，中央红军除了物资供给得到了较大的补充外，还完成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部队大整编，首次在黎平地域践行了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

　　此刻的黎平会议上，对红军新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争论尤为激烈。博古代表李德和他自己发言，他仍然坚持中央红军应沿着红六军团前进的路线进入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他认为这是战略转移前上报共产国际得到共产国际批准同意的，不能任意改变。他认为，红军进入贵州黎平以后，已经躲开了国民党军的追击，目前完全可以沿红六军团经过的旧路前进，渡过清水江，然后向东转入湘西，再一直向北，那样才有可能遇到最小的抵抗，实现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会前，周恩来征求李德的意见，李德与博古的意见也是一致的。凯丰(何克全)完全支持博古发言，态度坚决，坚持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并强调：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我们不能越雷池半步，不得随意改变。

　　毛泽东不顾“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反对，坚决不同意博古、凯丰等人意见。他审时度势，深刻分析目前红军的处境和敌我双方的态势，具体分析了国民党军的军事部署、敌我双方力量和情况的变化，认为目前红军在黎平地域，仍处在国民党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必须抓住稍纵即逝的有利战机，变被动为主动，迅速摆脱眼前的困境，主张中央红军必须坚决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避开强敌，改向国民党军防守力量薄弱的贵州腹地黔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积蓄力量，迎接革命高潮的再次到来。……

　　历史面临关键时刻，千斤重负压在身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中央红军此时的实际负责人和会议主持人周恩来的肩上。怎样才能使红军转危为安，成为整个党和红军决策层思考的重大问题。张闻天、朱德、王稼祥、刘少奇等在会上先后发言，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坚决支持放弃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同时，他们还对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一致提出要在适当的时候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认真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会议经过激烈争论，绝大多数同志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此时的周恩来，神色异常严峻，目光如炬，不停地扫视着每一位与会者，深感使命和责任之重大。自湘江战役以来，周恩来实际上已经具体负责红军军事指挥和政治局的协调工作，他既是会议的主持者，又是十分关键的人物，他的态度和意见至关重要。他缓缓站起，神色凝重地发言，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最后左手在会议桌上一拍，庄重宣布：“会议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会议最后以表决的方式，少数服从多数，作出了关系党、红军和中国革命命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确立了新的战略行动方针，中央红军在黎平会议决议和新的战略行动方针指引下，一路高歌猛进，迅速攻占剑河、台江、施秉、黄平、瓮安，强渡乌江，攻占遵义，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

　　回到开篇的那一幕，面对李德的激怒咆哮、无理指责、百般刁难，周恩来忍无可忍，盛怒之下，猛拍桌子，震熄马灯后，警卫员范金标再次把马灯点上。周恩来冷静下来，平静并坚决对李德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自己的决定!”博古的一声附合“不要理他，随他去吧!”

　　周恩来的这一拍，拍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命运的主宰，拍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责任与担当，拍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的重新恢复，拍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纠正错误、与时俱进的勇气与从容，拍出了中国共产党人从思想上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开创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决定自己重大问题的先例，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折点。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担当、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自我完善，任何时候不相信“神仙与上帝”、不迷信、不盲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与时俱进，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周恩来的这一拍，它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就是任何时候要勇于担当，坚持中国革命从实际出发，采取符合实际的战略行动方针，这是克敌制胜的一个法宝。革命战争年代是这样，今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也同样是这样。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改革开放40多年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实践证明，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科学指导下，敢于担当，锐意进取，勇于开拓，不断总结经验，修正错误，自我完善，才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才能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才能魏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黎平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黎平会议精神指引下，一路势如破竹，高歌猛进，强渡乌江，攻占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从此，中国革命揭开了光辉的一页。

　　(易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