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来宾：

大家下午好！

关于周达文在列宁学院学习、工作以及他和俞秀松、董亦湘等老共产党员同野心家王 明作斗争的情况，所看到的一份1937年莫斯科列宁学院会议录音档案材料，对迄今国内有关周达文此时遭遇的介绍做一点补充，以及通过这份档案对今后如何进一步在俄罗斯搜寻有关周达文资料的价值提供一点看法。

众所周知，莫斯科列宁学院（俄文名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Школа Ленина，直译为“列宁国际学校”。今按国内约定俗成称为“列宁学院”）是共产国际开办的一所为外国无产阶级政党培养中高级领导干部的学校。1924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有关决定，1926年5月批准成立，1926年10月1日正式开学。它名义上附属于苏联科学院列宁研究所及后来改称的马恩列研究所，实际上是由共产国际及其下属的宣传鼓动部直接领导。

列宁学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俄语、政治经济学、俄共党史、党的建设和世界工人运动史等等。学习期间还安排到工厂实习。首批学员70人（南斯拉夫的铁托、德国的昂纳克和波兰的哥穆尔卡等国家领导人都曾是该校学员）。到1938年停办之前，先后有59个国家的约3500名学员在该校学习。其中包括德国（370人），捷克斯洛伐克（320人），法国、波兰、意大利、美国（各约200—250人），奥地利（180人），英国（150人），西班牙和芬兰（各约135人）。此外还有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爱尔兰、加拿大（各约60人），以及苏联本国的若干学员。

列宁学院停办的原因与周达文直接相关：1938年苏联有关部门宣称长期担任院长的克劳迪娅•伊万诺夫娜•基尔萨诺娃（另有凯撒诺娃等译名，今按商务印书馆《俄语姓名译名手册》）包庇和重用中国部主任周达文等中国革命者，把该校变成了“间谍和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巢穴”。因此，有必要简单地介绍一下中国部和基尔萨诺娃的有关情况。

列宁学院的首任院长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布哈林，其后由基尔萨诺娃（1930—1931, 1932-1937）、共产国际执委、德共领导人威廉•比克（1931--1932）和保共领导人切尔文科夫（1937--1938）先后继任。列宁学院学制实行两年制（1931—1932一度改为三年制），同时还开办为期9个月的短期培训班。1932年又增加两年制的研究生班。该校起初只有德语、法语和英语部，1927年增加俄语部，1928年更分为19个民族或国家部，各有代号。中国部代号为Ц，或取自英译名China。中国部最初的领导人是赖斯卡娅（М. Я. Райская）及其助手切贝金（А. В.  Чебыкин）和济曼（ Л. Я. Зиман ）。曾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的卜士奇（曾用名卞士吉、卜世畸、卜道明、卜士琦）曾一度代理部主任。1933年12月3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定康生为该部督查。1937年元月29日这一职务又由陈潭秋取代。1926至1930年间，先后有95人进入中国部。以后几年又陆续接收新的学员，人数不等。据俄罗斯学者达利娅•斯皮恰克统计，到1938年列宁学院停办之前，前后共有200余人在中国部学习，但是此时该部只剩下6个中国人了。列宁学院中国部不少学员是先在东方大学或中山大学学习，后来才转入该部的。李立三、王若飞、张国焘、陈郁、刘仁静、王观澜等著名党史人物，皆曾在该部学习。

列宁学院中国部开设课程的重点跟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不一样。俄语只是在初级班学习。其后主要是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1925—1927中国革命史、中共在苏区的政策、中国红军史和中国民族问题等重大问题。1935年起还增添中国的法西斯运动问题。

1930年接任列宁学院院长的基尔萨诺娃（1887-1947）出身俄罗斯库列巴基市工厂职员家庭，中学时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开除学籍。17岁加入共产党，不久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劳改4年。在被流放到俄罗斯东北靠近北极的雅库茨克时，与志同道合的革命者雅罗斯拉夫斯基结为连理。十月革命后历任纳杰日津市苏维埃主席，维尔哈图地区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东部战线第三军军部成员。1918年调任联共（布）莫斯科哈莫符尼区区委书记，当选联共（布）八大代表。1920年9月任鄂木斯克市党委书记，1922-1924年任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副校长。1924-1931年任莫斯科列宁国际学院院长。1932年因所谓“包庇丘贡诺夫（周达文的俄语名字）等托洛茨基分子”而被撤销院长职务，她所在的党组织还决定开除她的党籍。可是上级仅批准撤销行政职务，而党籍依然保留。不仅如此，她很快又官复原职。但到1937年又再度因周达文案件被撤职。不久更奇迹般地升任苏共宣传部下属的苏联高校委员会高校部主任，1941年又当上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1945年起在在国际妇女民主联合会工作，为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基尔萨诺娃之所以会在1932年突然遭到攻击并被解职，其直接原因是王明在斯大林那儿告御状，诬称她是列宁学院所谓的托洛茨基分子周达文等人的保护伞。上文谈到基尔萨诺娃的丈夫是雅罗夫拉夫斯基（1878-1943）。这位老布尔什维克从1921年起先后担任联共（布）中央书记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以及《历史杂志》主编等重要职务。但是就在1931年，斯大林发表《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一文之后，雅罗夫拉夫斯基的名声和地位即受到严重冲击。因为斯大林此信点名批评雅罗斯拉夫斯基“犯了替斯卢茨基之流和沃洛谢维奇之流助长声势的错误”。而这俩人被斯大林指为“贩卖托洛茨基主义”的罪犯。文中还直接批评雅罗夫拉夫斯基所著的关于联共（布）的书籍“包含着许多原则性的和历史性的错误”。

关于周达文从中山大学转入列宁学院的时间，根据他1936年6月12日所写的自传，他是按照共产国际的决定于1927年11月下旬转入列宁学院中国部的。不是一开始就当教员，而是先当了两年大学生，1930至1932年5月调赴伯力之前，才是列宁学院的研究生，同时兼任讲授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教员。在此期间他还当选为该院中国部的联共（布）支部副书记。

他在该校的工作，是受到充分肯定的，这有当时党组织的鉴定为证：

“列宁学院卡利诺夫对周达文的鉴定

邱贡诺夫

思想坚定。政治头脑很成熟，并且非常能干。

能够独立从事理论工作，并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对党的工作感兴趣，对社会政治问题有正确的方向。担任过不大的党务工作，完成得令人满意。

缺点：

对校内工作有时兴趣不够大，对之有些流于形式。今后应予克服。

                                                                                                                                                                                                                                 卡利诺夫”

1937年11月19至20日，列宁学院党委专门召开了一次专门针对该院院长基尔萨诺娃的会议，使她继1931年之后，再次因庇护所谓的托洛茨基分子周达文这一莫须有的罪名而被开除党籍。引人注目的是，这就在1937年7月15日周达文于伯力被捕的四天之后，而会议主持人不是该校的党委书记，而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处处长博戈莫洛夫，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因此，它对于我们研究周达文在列宁学院时期的经历、特别是该院院长基尔萨诺娃对他的支持和保护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本文根据2011年俄罗斯网上披露的会议录音整理文本，对周达文坚持反对王明宗派主义的斗争，以及基尔萨诺娃对他的支持和帮助，做一点介绍。

列宁学院党委书记季特金为这次会议的主要发言人。季特金强调：周达文在列宁学院学习和工作期间，基尔萨诺娃与他关系十分密切。季特金声称，周达文反对王明，反对中共中央，是一个老练的奸细。而基尔萨诺娃不仅没有开除他的党籍和苏联国籍，反而到共产国际去为他辩护；不仅周达文在列宁学院工作期间与她狼狈为奸，在他调到远东地区去之后仍与她保持通信关系：周达文给她寄送自己的文章和工作设想，而她则给他提供意见和建议。季特金还说：在查验党证期间，周达文没有出示自己的党证；到哈巴罗夫斯克当《工人之路》主编后，又发表反党反苏文章。而基尔萨诺娃不是通过这些迹象得出布尔什维克式的结论，而是采取无原则的立场，故意掩饰问题：认为这不是原则性的敌我斗争，而仅仅是周达文同王明之间的个人恩怨。凡此种种表明，基尔萨诺娃同周达文的关系不是普通的关系，而是她在积极帮助这个人民的敌人和奸细反对中共和共产国际。

除了批判基尔萨诺娃在周达文问题上的严重错误之外，季特金还指责基尔萨诺娃及其领导的列宁学院党委包庇和纵容该院的几个所谓的托洛茨基分子。

基尔萨诺娃在会上对这些指责做了巧妙的反驳。在谈及周达文问题时，虽然一再称他为“混蛋”，但认为他只是反对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认为这仅仅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心态的反映。她说她一直关注远东的报纸，还说自己学过中文，能够借助字典阅读整篇文章，觉得这有助于在必要时去东方工作，因为自己有在远东的工作和斗争经验。

她一方面承认看错了周达文的面目，有罪于党。同时又强调自己从未反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并以自己1933年写给周达文信中的一段话为证：“你在《工人之路》的文章散发着某种反党气息。不能这样。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优秀的英勇政党之一，他领导的红军击退了六次进攻……而你的报纸上却出现这种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指王明同志）的东西……”

她还承认，在1933年，为了确认是否该发给周达文党证，她曾亲自到共产国际去为他辩护，认为他一直参与积极斗争，坚持积极立场，到远东后继续坚持原则立场，同托洛茨基分子作斗争。因此有两年半的时间“未能看清他的真实面目”。

至于周达文寄给她的文章，她说都是揭露托洛茨基分子的，当时认为里面写的都是实话。这些托洛茨基分子都因为他的提议而被开除党籍。他还率先揭露和批判了托洛茨基分子对于广州起义的攻击。

她说，自己一直认为周达文的这些表现都是真实的，认为他是积极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积极捍卫党的路线的，因而把错他的伪装看作真实面目，认为他积极从事布尔什维克的工作、积极捍卫党的路线。

基尔萨诺娃还在会上拿出她的一个箱子，其中装有她写给周达文的信件。她解释说，这是因为两年半之前周达文被召回莫斯科，说是要给他安排新的工作，派他到别的国家去，就把这些东西带到莫斯科来了，其中就有她写给他的全部信件。

季特金称，他自己过去只是在列宁学院党委会上说，基尔萨诺娃对于揭露周达文的问题持漫不经心的态度，仅仅是政治上的不作为和严重丧失警惕性的表现。他现在认识到自己当时没有以充分的布尔什维克决断性提出这个问题，未能根据新的事实审视她之前的所有错误。

在这天会议上发言者中，还有几个人批判周达文，其中以付锦华（Фу Цинхуа音译，很可能是中国人，其俄文名为Яко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ашевский ）的指责最为尖锐。他批评基尔萨诺娃关于周达文仅仅是反对中共领导的说法，认为周达文及其团伙长期在远东活动，同俄罗斯的托洛茨基分子一起，按照日本人的指令从事反革命间谍和破坏活动，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国家，为法西斯效劳。因此，周达文及其同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敌人，而且是联共（布）、苏联人民和世界革命运动的敌人。付锦华还声称列宁学院中国部的敌人比其他部多，其中包括他所谓的托洛茨基分子先丘克（Сенчюк）、马尔托夫（Мартов ）、阿杜耶夫（Адуев）、波津（Позин）、哈巴罗夫（Хабаров）、克拉金（Кразин）、库秋莫夫（Кутюмов）、杜尔奇克、（Дурчик）、谢加尔（Сегаль）和约翰逊（Джонсон）等人。这些都得归咎于基尔萨诺娃。

在第二天的会上，一位上级领导人波利亚科夫说，基尔萨诺娃的言论表明，她是在为东方培养干部，为她自己培养干部，培养像“混蛋周达文”那样的干部，以便她到中国去后为她效力。尽管基尔萨诺娃当即反驳说她从未打算到中国去，波利亚科夫却一口咬定她的确说过。

时任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的马努伊尔斯基特地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警告基尔萨诺娃，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周达文团伙的斗争，应当用放大镜来审视。他认为基尔萨诺娃一直把这场斗争看作是个人纠葛，认为是王明跟周达文过不去。而实际上这是一场同反党的敌人和奸细所进行的斗争。为了证明基尔萨诺娃曾经庇护周达文，马努伊尔斯基当场转述了她1932年3月23日在一次闭门会议上的发言：

“关于这一点，首先我应当说，我对丘贡诺夫和他们部的所有政治行为完全负责。因为他们的每个步奏、每篇文章、每次会议和决议中的每句话，未经我批准，丘贡诺夫都不会去做去写；他也不会做、不会说我不允许的事情和话语。我是在总体领导的意义上领导中国部，密切关注那儿的状况……。”

马努伊尔斯基认为，这就表明在1932年，基尔萨诺娃是完全、彻底地同周达文沆瀣一气的。

接着发言的季特金强调，基尔萨诺娃对于周达文的纵容早在1931年就开始了，这大大有助于后者的反动活动。正是她让周达文这个 “可恶的奸细”担任中国部的负责人，而周达文则教唆那儿的学员如何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中共代表团开始揭露周达文的问题时，基尔萨诺娃总是站在他一边袒护他，甚至到共产国际去为之辩解，使这一问题不了了之。当中国部提出周达文问题时，她就说，按照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意见，干部处应当中止这个问题，因为它很严重，需要全面展开。而当支部书记提出她与周达文的关系时，她又说，这得征求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和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意见。她就是这样利用权威人物和组织来迷惑人。

在会上，基尔萨诺娃承认在处理周达文等人问题上犯有重大错误，同时又强调自己不是他们的同谋，没有欺骗过任何人。她请求不要开除她的党籍。结果会上还是表决将她开除了。

会上有人提到，基尔萨诺娃1937年7月15日告诉列宁学院的人，王明向共产国际提交的报告中，列有该院“周达文同伙的名单”。而她却把这一情况告知列入该名单的人。言下之意是，直到此时，她仍然支持周达文及其同伙。

这份会议录音整理文档长达70余页，恕不继续转述。这里仅强调两点：

第一点：周达文在列宁学院的学习和工作是得到基尔萨诺娃充分肯定和支持的。1931年因此而一度被撤职，她也不以为悔。周达文被贬到哈巴罗夫斯克后，她仍继续与他保持联系，支持他的工作。即使是在1937年周达文被捕之后专门批判她、处分她的会议上，虽然不得不跟着违心地骂周达文几句，但仍巧妙地坚持自己的看法：周达文不是奸细，也不反党，而仅仅是反对王明。

第二点：基尔萨诺娃在会上出示了装有周达文在哈巴罗夫斯克工作期间写给她的全部信件的箱子。我认为这个箱子以及她的档案材料现在仍然保存在莫斯科的某个档案馆里。这些档案材料将大大有助于对于周达文以及和他命运与共的俞秀松、董亦湘等老共产党人，特别是他们在列宁学院和哈巴罗夫斯克期间的工作和生活的研究，值得派专人去寻查和复制。

以上是我的发言，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