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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之火燎原势 后勤战线谱华章——谈杨至成的后勤保障工作与井冈山时期的军事斗争

发布时间:2014-02-10 11:22:40 来源: 浏览次数: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培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井冈山时期, 后勤保障工作是我党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保障,我党、我军之所以在这个时期能从小到大、以弱胜强, 取得一系列胜利,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毛泽东等领导同志高度重视根据地建设特别是根据地的后勤保障工作, 通过发动群众、自力更生, 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 建立起根据地后勤保障体系, 为开展革命斗争提供了坚强的后勤保障。
  在井冈山根据地后勤保障工作的探索与实践中,杨至成同志长期工作和战斗在第一线。他曾先后担任井冈山留守主任,红4军、红12军副官处长、红军学校校务部部长、中革军委总兵站主任、红军供给学校校长、中革军委总供给部部长等职,他组织生产了我军第一套军装,创建了我军首个供给学校,组织开展了兵站运输,开创了红军的邮政工作,强化了军工厂的管理和生产,完善了红军的供给制度,为初创时期红军部队的发展壮大、为第四次反“围剿”等重大战役战斗的胜利、为红军后勤保障体系逐步走向成熟做出了杰出贡献,被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的开拓者和重要领导人。
  一、千方百计共度难关,竭力保障红军游击作战需要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主力部队同毛泽东带领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队伍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6月改称红军第4军)。此时,红军处于游击作战时期,国民党军阀各派由分裂和战争转为暂时妥协,湖南、江西两省国民党军调集重兵封锁井冈山地区,对根据地和红4军不断发起“进剿”和“会剿”;根据地尚处于建立和巩固阶段,面积有限,土地贫瘠,粮食、物资十分缺乏,虽然当时后勤工作比较简单[ “红军在游击战争时期,后勤工作相对较为简单。给养主要靠打土豪筹款解决,武器装备主要靠战场缴获补充,对伤病员只能进行较简单的救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一卷,20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但也十分艰难。这一时期,杨至成曾担任井冈山留守主任、红4军、红12军副官处长等职,参与和组织了红4军、红12军的筹粮筹款、战场前运后送、通信联络等工作,同时还组织领导了伤病员救治和第一套军装的制作工作。
  红4军成立后,杨至成任28团1营4连连长,在保卫井冈山的龙源口战斗中,英勇杀敌,身负重伤,被送到红军医院养伤。1928年7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调集6个师的兵力,对井冈山根据地和红4军发动了第一次“会剿”。为打破“会剿”,红4军主力出击酃县,威逼茶陵,战伤未愈的杨至成被任命为井冈山留守处主任,负责看管辎重和管理未随军行动人员,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伤病人员的医疗看护。
  由于战事频繁,红军伤亡巨大,最严重时,井冈山上的伤病员多达800余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一卷, 9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占全体人员的六分之一。当时的井冈山,不仅医疗院所设施简陋,而且医生极度缺乏,更困难的是缺少医疗器材和药品。杨至成带领医务人员,克服困难,上山采挖中草药,利用井冈山的竹子制成消毒盆、便盆、脓血盆,竹片制成镊子、担架和手术床等。尽管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仍然解决不了缺医少药的困境,为此,杨至成又亲自下山,到永新县城外31团驻地找到时任党代表的毛泽东反映困难。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杨至成领到了160块大洋、碘片和其他一些药品。回到井冈山,经过研究,60块大洋用作补助伤病员的伙食,100块大洋派人到白区买回一批急需药品,使红军伤病员的治疗条件有了一定的改善,许多伤病员伤愈后重返前线杀敌。
  1929年3月中旬,红4军主力进至闽西长汀,歼灭了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2混成旅,击毙旅长郭凤鸣,在闽西初步立足。为适应大范围游击和创建苏区的任务,红4军主力在长汀进行整编,正式编成3个纵队。杨至成被任命为军部副官处长。
  游击战争时期,红军部队中没有专门的后勤工作领导机构和组织系统。军需等部门一般隶属于司令部。副官处是司令部的一个机构,负责“处理交际庶务等事”[ 解放军档案馆馆藏档案:陈毅《关于红4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同时担负着不少后勤方面的工作。他上任后第一项工作,就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协助军需处为全军缝制军装。
  在此之前,红军的被服供给十分困难,着装也五花八门, “被服方面在今年三月以前非常吃苦,浓冬尚穿单衣” [ 解放军档案馆馆藏档案:陈毅《关于红4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
  长汀是闽赣边境上一个较为富庶的中等城市,郭凤鸣在长汀建有一个被服厂,被红军全盘接收。杨至成利用缴获被服厂的全套设备,四处招收缝纫工人和个体裁缝,很快建成了一个具有一定生产能力的被服厂。与此同时,杨至成和后勤部门通过发动群众打土豪、没收地主粮食和财务等手段筹集军粮军饷,筹款5万大洋[ 参见《朱毛红军前敌委员会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43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第一版。]。军部用这些钱统一购买了大量棉布,印染后交被服厂做军装。就这样,“该厂与长汀几家缝纫店一起,在数日内赶制出6000套军服”[ 许多纪念杨至成将军的文章、书籍中表述为4000套军装。此句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一卷第96页。另据陈毅1929年9月1日《关于红4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提到“在到汀州以后每人缝了两套新衣鞋袜草鞋军帽已解决,所以近来军队表面非常整齐。”结合当时红军员额看,应为6000套。],红4军指战员每人发了两套,包括带红领章的灰军装、带红五星的军帽、绑腿和挎包等。全军面貌焕然一新,红军也第一次实现了统一着装。
  二、创建红军供给学校,精心培养红军急需后勤人才
  1931年11月底,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成立(1932年春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2年1月,杨至成被任命为学校校务部部长,6月又被任命为中革军委总兵站部主任。在担任校务部部长和总兵站主任工作期间,杨至成感到,随着红军的发展壮大,仗越打越大,越打越复杂,要完成繁重的后勤保障任务,必须培养和提高后勤人员、特别是后勤干部的业务素质和技战术水平。为此,他报请中革军委同意,在红军学校第4期干部供给班的基础上,于1932年冬创办了红军供给学校。供给学校归总供给部领导,1933年1月杨至成被任命为中革军委总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后仍然兼任该校校长。
  为了能够让学员们更好的学习到部队急需的后勤保障知识,杨至成认真分析了当时红军后勤保障中存在的问题,结合部队实际需要,在供给学校设置了供给队、会计队;在课程内容上,设置了军事、政治、供给标准、制度、珠算、簿记等课程;在教学方法上,针对学员文化程度低的实际情况,先补习文化课,再按工作实际讲授标准制度,学习记账、打算盘等。
  学校创办之初,师资力量不足,杨至成“邀请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林伯渠和临时中央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兼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担任财政金融教学任务”[ 徐刚《杨至成与红军供给学校》,《军事经济研究》,2013年第1期。]。同时,他还利用红军各军团后勤领导干部回瑞金办事之机,要求他们结合红军作战后勤保障实际给学员上课。
  1933年底,担任红一方面军供给部会计科科长的赵镕从前线回到瑞金等待重新分配工作,杨至成请他为供给学校教一期财会课程。但赵镕到瑞金不久就被任命为红9军团供给部长,事情很多,杨至成就叫他先把教学提纲和讲义写出来。杨至成觉得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个是有了文字的东西,机关的科员们就可以先照讲义上讲的去做,在实践中不断的补充和完善讲义;二是一旦赵镕走了,别人也可以照讲义去授课。赵镕很快就写好了“红军簿记学”课本提纲,杨至成审查后感到提纲写得十分详细,随后赵镕开始边写讲议边上课。不久,讲义写完了,课只讲了一部分,赵镕就因工作需要赶赴前线上任去了。恰在这时,红5军团供给部长傅兰荪来瑞金办事,杨至成知道傅兰荪以珠算见长,就请他接着讲课。半个月后,傅兰荪要返回部队,杨至成又在总供给部机关找了两位熟悉业务的处长,继续往下讲。就这样,在几易其人后,“红军簿记学”终于讲完了[ 参见徐刚、封海涛《杨至成与人民军队后勤院校建设》,《军事历史》2008年第3期。]。
  为了全面提高学员素质,杨至成还聘请了总政宣传部郑今乃副部长担任政治教员,总政宣传部宣传科文学章副科长担任文化教员,总卫生部医务处吴理第副主任担任卫生化学物理教员,总兵站部一位科长担任军体教员[ 参见窦孝鹏《杨至成将军》,138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通过教学,把学员们培养成全面发展、能文能武的复合型后勤干部。
  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供给学校先后共培训8期学员,每期60人-120人不等”[ 徐刚《杨至成与红军供给学校》,《军事经济研究》2013年第1期。], 一直到红军开始长征时才停办。这所红军供给学校在革命战争时期,为红军培养输送了一大批财会和供给干部人才,为我军的后勤人才建设积累了经验,也对促进部队发展和夺取反“围剿”作战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三、搞好后方兵站建设,健全巩固根据地交通运输网络
  兵站,是指军队沿交通线设置的以中转和补给为基本职能的后勤保障机构,它对于保障部队行动具有重要作用。从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央苏区就开始逐步建立兵站和兵站线,兵站也逐渐成为红军依托后方实施运动战必不可少的后勤保障部门。
  1932年6月,中革军委总兵站成立,统一领导和管理中央红军的兵站系统,杨至成任主任。中央红军的兵站系统,主要负责为前线运送弹药、给养和被装等物资,后送伤员和缴获的战利品,并为进出根据地的人员提供食宿医疗保障等。
  早在1932年5月,国民党反动派就开始准备对各根据地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蒋介石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在准备对我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发动“围剿”的同时,又组织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以至湖南的国民党军队,牵制削弱中央苏区红军的力量,配合北线作战,并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作准备。杨至成此时上任总兵站主任,中央苏区面对敌人即将发起的大规模作战,后勤运输任务日趋繁重。为保障根据地反“围剿”作战需要,杨至成开始狠抓苏区兵站的建设。他们在后方办事处的配合下,以瑞金、宁都、兴国为中心,开设了五条兵站线,“即建宁-广昌-宁都线;建宁-石城-宁都线;东陂-洛口-宁都线;招携-黄陂-宁都线;瑞金-宁都线”[ 陆景川《杨至诗文集》,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这五条兵站线,成为瑞金连接前线、四通八达的“传递网络”,在井冈山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依靠这些畅通的网络,杨至成还协助中央苏区政府办起了“赤色邮政”。
  当时,苏维埃政府设有邮政局,但各种邮包、信函,都需要邮路,需要交通运输力量,于是,兵站线又担负起了邮政线路的工作。中央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中央军委的《红星报》,各种报刊、书籍、信函、邮包等,通过四通八达的兵站线网络,及时发往各地、各部队,而且基层的信件、邮包也能通过“网络”及时送到目的地和收件人手里。这一工作受到中央、前方部队和后方人民群众的好评与欢迎,大家称赞杨至成为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办起了一个“赤色邮政”。有了兵站线作依托,苏区政府“赤色邮政”十分稳固。“战争频繁,敌我斗争激烈,但永新、萍乡、茶陵、安福等县的邮路还是比较稳定,交通颇为灵便。”[于忠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湖南的赤色邮政》,《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8月刊。]
  四、整顿加强兵工生产,努力保障前方红军物资供给
  红军组建正规兵团,实行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后,部队后勤工作领导机构和组织系统也相应开始了正规建设。1932年9月,中革军委决定,总经理部改称总供给部,统管全军被服、装具、粮秣、炊饮、财务、宿营、武器、弹药等的生产、供应和后方运输等后勤工作。1933年1月,杨至成被任命为中革军委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
  这一时期,正值中央苏区红军鼎盛之际。第四次反“围剿”前夕,红一方面军已发展到7万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发展到10余万人。“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孙子兵法·作战篇》],战争的消耗是巨大的,不难想象,杨至成所担负的中央苏区红军后勤供给任务十分重要,也十分艰巨。
  在供给部长的岗位上,杨志成一方面想尽办法通过中央苏区政府筹粮筹款,努力保障红军粮秣、经费需求[ 如第四次反“围剿”过程中通过中央政府向群众借谷20万担,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收集公债谷和土地税谷50万担,参见窦孝鹏《杨至成将军》。],另一方面则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抓好苏区的军工生产上。
  面对敌人对根据地长期的经济封锁,红军在发展过程中,着眼自给自足,先后建立起军械、被服、医疗器材等军工厂,仅在中央苏区就有20多个,这些军工厂统归总供给部领导和管理。为了能够生产出红军急需的军用产品,在军委的领导下,杨至成带领供给部利用战场缴获为工厂添加设备,调整合并工厂扩大规模,组织力量四处收集生产原料,努力提高军工生产能力。
  有资料显示,1933年秋,设在兴国莲塘官田的中革军委兵工厂(也称官田兵工厂),迁到了于都县的银坑和冈面,并建立起修械、弹药、杂械等三个分厂,工人发展到2000多人,每月可生产手榴弹8万多枚、修枪2000多支,生产子弹40多万发。四都兵工厂由闽北迁至闽西,原来规模较小,到1933年时已发展到每月能生产13万发子弹、8000枚手榴弹和地雷。1933年5月福建的被服厂迁到瑞金,并入军委被服总厂,使总厂的工人达到700多人,缝纫机达到100多台,可年产单军装3到10万套,棉军装3到5万套。1932年底创办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材料厂,1933年后生产出大量的医用棉花、纱布、绷带、中药、西药和外科医用器械,解决了红军创建以来严重的缺药问题。另据《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记载,中国工农红军医药卫生器材厂,最初只能生产中药丸剂、片剂和少部分西药,以及药棉、纱布、绷带与一般外科器械,“至1934年,苏区已能生产樟脑、薄荷油、硫酸钠、硫黄、酒精、精制食盐等多种药品”。
  与此同时,杨至成还在全国总工会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的指导下,从改善管理方法入手,加强工人的政治思想教育,组织劳动竞赛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并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使苏区的军工生产蒸蒸日上。
  随着军工生产的不断加强,红军已经可以程度不同地从自己的兵工厂中取得补给,“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后期的弹药,大部分是自己的兵工厂供给的”[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5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另据1934年3月中央军委一位负责人的文章所载,“春夏季的衣服已经有百分之八十的保障,步枪弹的生产二月份比一月份增加百分之百,手榴弹增加百分之百,三月份又增加几倍,卫生方面能够自己制造药品、器材,有些药品比西药的效力还好,而且还能保证部队的需要”[ 窦孝鹏《杨至成将军》,164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
  1934年5月14日,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以杨至成犯了“官僚主义”、“不能从正规上补给红军”为由,撤销了他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的职务。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指出“党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解决了前方红军财政上的粮食上的与一切其他物资上的需要”[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红军长征.文献》,21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这是中共中央对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后勤工作最中肯的评价,也是对杨至成在总供给部长兼政委岗位上工作的肯定。(徐铭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