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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至成的精神境界及人生的几个闪光点

发布时间:2014-02-10 11:26:05 来源: 浏览次数:

  毛泽东曾经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是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全会上对党内同志提出的要求,但同时也点明了一般人的一种人生状态和精神境界。共产党人有着自己特有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在杨至成将军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纵观杨至成一生,他既具备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和人民军队早期领导人的共同素质和崇高思想品格,又具有自己独特的个人风范和精神特质。杨至成的精神,体现在他从事革命和建设活动的各个历史时期,这些精神因素的彰显,很自然地构成了他人生的几个闪光点。
  一、追求真理、救国救民的精神。杨至成经历了20世纪初中国先进青年所经历的理想困惑和人生追求。在国家和民族积贫积弱的现实状态下,他们那一代人苦苦追寻个人的前途、国家的命运,探索拯救民族的真理和走出困境的办法。什么是真正的真理,到哪里去找答案?可以说,在这方面杨至成是幸运的。他出生在西南边陲,一个侗族孩子,从三穗、黔东南、贵州,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偏远山区走出来,外出求学。一开始在省立农业中学学蚕科,试图从事养蚕业,在实业救国中找出路。后来不满足于现状,到云南找叔父,到重庆找舅父,再到滇黔联军中当兵……直到随军来到国民革命的中心——广州,考上黄埔军校,参加火热的革命斗争,他才算真正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由三民主义救中国升华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救中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上黄埔军校之前,“还未真正懂得事业的前途是怎样的。到了军校后,受了一番教育,才认识事业的前途,是要从新的人生观和革命斗争来树立的。所以,我的思想在此时才初步有所觉悟,奋斗的目标有所萌芽”。应该说,杨至成是在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在投身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过程中,成为科学真理的追求者和把握者的,从而也就成为中华民族先进分子中的一员。正是这种追求真理、救国救民的精神,使得杨至成把个人利益放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中,成为那个时代的青年人的一面旗帜。杨至成那一批人,也成为时代进步的符号。
  二、不怕牺牲、不屈奋斗的精神。杨至成的青年时代,是进步与落后激烈抗争的时代,是光明与黑暗尖锐对立的时代,也是人民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年代,史称“大革命时期”。所谓革命,是要流血的,甚至是要杀头的;大革命,更是轰轰烈烈的、你死我活的战斗局面。没有一种不怕牺牲的精神,没有一种不屈不挠、不屈奋斗的精神,在革命队伍中是呆不住的。当时的黄埔军校门前就挂着这样的对联:“升官发财,行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横批是:“革命者来”。意思是:要想升官发财,你到别处去;如果贪生怕死,你就别到这支队伍里面来了。想当一个革命者,就要抱着随时为革命牺牲的精神。黄埔军队毕业后,杨至成跟随贺龙部队,虽然参加了南昌起义,却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革命队伍里死伤无数,血流成河。他回忆那段流血牺牲的经历时这样说过:“当时我连连长逃走,我即任六连长。部队经过几个月战斗,又加上环境不利,逃亡很大,组织与情绪均极混乱。”在死的死、逃的逃这种情况下,谁能预料未来是什么样子,革命向何处去?随时都要牢记的却是“牺牲”两个字。如果没有不怕牺牲和不屈奋斗的精神,革命是搞不成的!杨至成硬是坚持了下来。
  幸好有朱德和毛泽东的带领,杨至成跟随“朱毛红军”上了井冈山,才开始走上了一条新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杨至成参与了新道路的开创工作,参与探索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我们讲道路自信,当年杨至成就有这样的道路自信。这种自信,也是基于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而产生的。自从跟着毛泽东、朱德同志参与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后,杨至成才真正成为一个优秀的指挥员,一个标准的职业革命家。这一时期,他担任过井冈山留守主任、红军大学校务部长、红军总兵部部长等职务,虽然多次流血受伤,革命也屡遭挫折,但他的信念从未动摇过。他曾经说过:“虽然经历很多挫折,但我不为这些困难所屈服。……革命是斗争,是坚持的,不能因为时期环境而改变自己的意志。”到了晚年,杨至成还经常说这样的话:“我是革命者!”“我一生从不怕死!”
  三、能上能下、忍辱负重的精神。杨至成的革命经历,是曲折坎坷的,也受到过多次不公正的待遇。比如中央苏区时期,由于单纯的防御路线和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左倾路线领导者不仅没有反思自己在政治领导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反而把反“围剿”的失败归罪于杨至成领导的后期工作犯了“官僚主义”错误。为此,杨至成被撤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部长的职务,从重要的岗位一落千丈,被贬为普通科员,派去做最艰苦的工作。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和各种指责,在瑞金还召开了万人大会声势浩大地批斗他。杨至成忍辱负重,坚强地扛着。用他的话来说:“对这一问题,我当时并不发表怨言和声明,因事实终会水落实出。”红军长征初期,他是带着极大的委屈“随军长征”的。
  有一种说法,就在杨至成受到不公正待遇随军长征的时候,他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红军经过湘江战役以后,伤亡惨重,中国革命差一点就毁于一旦。在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的当口,红军向何处去?这个时候杨至成勇敢地站出来,建议红军先头部队向自己熟悉的家乡方向走,向敌人力量的薄弱环节走。随着这一建议被采纳,杨至成也为中央红军开创继续前进的正确方向,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正确的方向,才有了中央红军在杨至成家乡贵州黔东南召开的黎平会议,也就才有了随后的遵义会议。
  就在遵义会议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后,杨至成重新被起用,担任中革军委先遣工作团主任。应该说,这个时候请他担任先遣部队的负责人,与他在被撤职的情况下仍然做出了突破性、开创性工作,不是没有关系的。接下来的长征途中,他不计个人荣辱得失,拼命工作,“翻雪山草地,担负部队物资粮食供应”。他在长征中的工作能力和在提供后勤保障方面的巨大成就,再次被全党全军认可。红军到达陕北后,他便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长。如果没有能上能下、能屈能伸、忍辱负重的精神,恐怕在面临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杨至成早就消沉了。
  四、工作第一、甘于奉献的精神。长征结束以后,杨至成已是多种疾病缠身。但他从来不表露出来,一门心思只扑在党和军队各种繁杂的工作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认为工作第一,不管怎样,思想不纯,一定会影响工作。”到达延安不久,杨至成被任命为黄河两延卫戍区司令员。当时党中央和红军刚刚到达延安,立脚未稳,内外环境极为复杂,敌人也会随时来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考虑,必须有一个对党忠诚、让中央放心的人来守卫延安及其周边。有杨至成领兵守着,党中央放心,毛主席放心,干部群众放心。杨至成不顾个人身体多处负伤、不堪重负的现实,全身心投入到保卫延安和保障供给的工作中。由于劳累过度,杨至成的身体状况急剧下降。为此,中央不得不将他从一线工作岗位调到二线工作,改任抗大校务部长。可杨至成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到了抗大,仍然以“工作第一”的精神默默奉献,最终“因积劳成疾,由中央送莫斯科治疗”。
  杨至成这种玩命工作、拼命干活、甘于奉献的精神,体现在他走向革命道路后的各个阶段。后来在担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委、东北人民解放军军需部长以及中南军区后勤部长等岗位上,他都是在极度繁忙的后勤工作中度过的,并且从不计较自己的安危和个人得失,为人民军队的后勤工作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也正是因为这种长期甘于做军队后勤工作的奉献精神,使他获得了“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之父”的美誉。
  五、求知若渴、刻苦钻研的精神。在中外军事史上,系统地读过两个国家的陆军院校的军事指挥官,并不多见。杨至成就是这样一位特殊将领。除了中国的黄埔军校以外,他还因病得福地进入过苏联陆军大学学习。1938年冬,由于伤病难忍,延安的医疗条件又十分有限,组织上断下决定,将杨至成送去苏联治病,并考虑他病好以后在苏联进一步学习军事理论,将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杨至成这一去就是8年,他一边积极治疗,一边求知若渴地学习。在苏联的前两年,他一边治疗一边在共产国际党校学习。病情基本好转后,杨至成又继续深造,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是这样说的:“病好后,进苏联陆军大学,在陆军大学学习军事和现代化后勤,学习联共党史,参观空军、炮兵学校和几个大工厂,企业(斯大林汽车厂、列宁国家农场等)。”简单的几句话,折射了杨至成在苏联求知、求新、求索以及刻苦钻研、不断进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历程。在苏联期间,杨至成既系统地学习了军事理论,又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到苏联的各类军事学院和工厂农村参观考察。他的眼界大大地开阔,无论在实践经验还是在理论素养上,都有了全方位的提高。当时的杨至成,已是40岁上下,对这样的年纪来说,要学习新的理论知识和新鲜事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杨至成却毫无畏难情绪,他积极主动、刻苦钻研,充分展现了一个少数民族汉子和一位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坚韧不拔。在国外期间,杨至成既勤于“读有字之书”——向书本学习,向课堂学习;又善于“读无字之书”,向实践学习,向苏联社会学习。几年下来,他进入角色很快,提高也很快,由此成为我军高级将领当中既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懂军事理论,还眼界开阔的难得军事人才。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杨至成与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结下了浓厚的亲情。杨至成到苏联以后,带着毛泽东的托付,细致入微地关心和照料在苏联学习生活的毛岸英和毛岸青,无论在生活还是在学习上,都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杨至成在辗转蒙古和苏联布勒德等地时,也始终惦记点着毛岸英兄弟俩。1945年杨至成返回莫斯科后,便把他们兄弟俩接来同住,并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照料他们。从留下的资料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毛岸英兄弟俩在这一时期享受到了亲人般的温暖,他们亲切地把叔叔辈的杨至成称呼为“亲爱的杨老太爷”。由此可见,在他们之间,无论情感、思想还是精神世界,都是息息相通的。
  六、敢于担当、善于排难的精神。抗日战争结束后,杨至成于1946年初从苏联回到国内,立即投入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这时的国内形势,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共产党所代表的正义、光明的力量与国民党所代表的落后、黑暗的势力之间的较量中,胜负的走向越来越明显。国民党反对势力已经完全失去了代表中国人民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担负解放全中国的历史重任。杨至成回到东北后,主要负责林彪、罗荣桓部队的后勤工作。为保证这支骁勇善战的部队几十万大军的前方战争所需,杨至成全力领导和组织物资生产和后勤供应工作。这支部队由北打到南,解放了大半个中国。而杨至成始终在战火硝烟中负责提供后勤保障,保证大军的火线供给。他后来回忆说:“这一时期,主要是组织后勤生产、运输、开办汽车学校、军需学校,保证东北几十万大军解放东北的供应。1949年夏,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在武汉设立后方基地,建立各种军需工厂,保证大军供给。”应该说,在解放全中国的战争历程中,在极度繁忙的后勤工作岗位上,如果没有一种高度的责任感,没有一种超强的担当精神,没有一种高超的排除万难的智慧和办法,保障大军供给的重任是肯定完不成的。因此,出色地完成火线供给的任务,成为杨至成革命人生中的又一个光辉点。
  七、甘居幕后、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新中国成立后,轰轰烈烈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结束了,接下来的工作是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任务的转变,并没有影响杨至成的奋斗精神。这一时期的杨至成,先后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轻工业部部长、中南军区后勤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院务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等职。根据任务的变化,他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军队后勤工业正规化、军队现代化建设以及培养军队干部上来。他表示:“这时,我想从正规化来建设后勤工业。”“我对正规化建设的信念是坚定的。”实事求是地讲,在新中国火热的经济建设中,这时的后勤工作和军队教学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幕后的工作。这些工作需要具备“坐冷板凳”的风格。从资历上说,杨至成分别从黄埔军校和苏联陆军大学毕业,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中屡建战功,他完全可以坐享革命胜利的成果,或者申请到更显赫的位置上去工作。但杨至成没有那样,他对党和人民从来都保持着一种至爱忠诚。他从不贪功自傲,相反甘于默默无闻地在军队后勤工作中和军事院校教学岗位上,勤奋地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一份热诚,他甘当人梯为人民军队培养高级将领。有人统计了一下,自红军初创时期开始,杨至成先后参与筹建或创办的军队教学科研机构有:红军学校、红军供给学校、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东北军需学校、东北汽车学校、东北医科大学、东北护士学校、武汉军需学校(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现国防大学)等。他因此成为人民军队教育和科研工作的开拓者。
  虽然杨至成甘坐“冷板凳”,但党和人民却没有忘记他。1955年,杨至成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人民共和国的开国上将。有意思的是,甘愿坐“冷板凳”的杨至成,在1959年国庆节期间又“热”了一回。他参加了建国十周年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共和国将军的活动。在照相时,上将杨至成甘居人后,站到了后面几排的位置。没想到毛泽东到来后到处找他,问:“杨至成在哪里?至成呢?”硬是从后排把杨至成拉到了前排,站在毛泽东的后面。这一场景,活生生地演绎了一幕冷与热的辩证法。
  杨至成的精神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后人回顾和学习的地方比比皆是。我个人试图给他这样一个定位:他是真理的追求者,他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是人民军队的创建者之一,他是中国工农红军(或者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之父,他是人民军队教育和科研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他既是三穗人、黔东南人、贵州人的骄傲,也是我党我军的骄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骄傲,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杨至成虽然离我们远去,但他的精神犹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学习和实践杨至成的上述精神,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特别需要我们继续发扬包括杨至成在内的老一辈革命家的那些历久弥新的精神。因为他们的这些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群体精神的化身,是造就中华民族先进分子和优秀代表的宝贵精神财富。 (杨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