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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平会议前后中共早期民族政策在黔东南的实践

发布时间:2015-03-26 10:23:07 来源: 浏览次数:

吴隆文

 
    黎平会议前后的1930年4月到1936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红六军团、红二六军团和中央红军先后五次转战黔东南。红军所到之处,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革命真理,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实践党的民族政策,打击封建反动势力,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红军的革命实践活动,在黔东南留下了深刻的政治影响,对促进黔东南各族人民觉醒,唤起民众支持土地革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黎平会议前后中共早期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
    黔东南是苗、侗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以解放各民族为己任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十分重视和黔东南各族人民搞好关系,严格贯彻执行民族政策,丰富和发展了民族政策内容,为建国后健全和完善民族政策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央红军长征临近黔东南时,红军总政治部为了加强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格部队纪律,发布了《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口号》郑重宣布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和主张:实行民族平等,在经济上政治上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反对苗、汉民族的对立;实行民族自决,苗民的一切事情由苗人自己解决,苗民的首领由苗人自己选举;建立苗族自己的武装,组织苗族自己的红军队伍,打击国民党军阀的统治;扩大民主武装,欢迎苗族兄弟加入红军等。
    1934年12月21日,红军总政治部为贯彻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议精神,由代主任李富春签发了《总政治部关于创立川黔边新根据地工作的训令》。其中要求:“加强纪律检查队与收容队工作,继续在部队中进行严肃纪律的动员,更加改革与居民关系,严厉的向一切破坏纪律、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明确的执行本部对苗、瑶少数民族的指示。”并提出“加紧地方工作,争取居民群众”等口号。
    1934年12月24日,红军总政治部又下达了《关于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指示》要求红军各部队在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为了争取民族人士,避免冲突,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严禁宰杀耕牛。《指示》严格要求全体指战员立即克服、坚决杜绝一切侵犯群众、脱离群众行为。为了确保《指示》顺利贯彻执行,总政治部还组织纪律检查队在宿营地分段检查纪律、开展斗争。红军全军上下,从领袖人物到普通战士,都身体力行,严格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与黔东南各少数民族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二、党和红军宣传民族政策的主要形式和做法
    红军转战黔东南期间,踏遍了黔东南的山山水水,走过了无数的苗乡侗寨。他们一面打击敌人,一面宣传革命真理,提高群众认识,启发群众觉悟,通过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来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其主要形式和做法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利用一切机会向群众作口头宣传,消除群众对红军的疑惧。如中央红军一部到达黎平高场时,见寨里的群众躲藏一空,红军战士便身穿便衣,头戴斗笠,肩扛锄头,分头上山请群众回家。见群众回家后仍然心存顾虑,红军便和群众促膝谈心,反复宣传红军是穷苦人民的队伍,是打富济贫、保护人民财产的军队。群众见红军和蔼可亲,言行一致,便消除了疑惧,寨里的生产生活很快恢复了正常。
    二是选派代表与村民协商、谈判,阐明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主张,消除民众敌意和误会。红六军团一部行进到施秉六合廖洞寨时,天未亮,视线不清,护寨民团以为是山上土匪前来攻寨,便向红军开枪。红军不予还击。天亮后才派出代表进寨商谈,阐明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主张,消除苗民的敌意和误会,并主动赔偿了护寨民团夜里消耗的子弹钱,被当地苗民欢欢喜喜地接进寨门。红军的这种做法,正是廉臣(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描述“红军时时防备不使引起与苗家的冲突,而且处处给苗家以利益”的真实写照。
    三是张贴布告书写标语,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阐明红军主张。红军长征所到之处,都要在城镇、村寨的房屋墙面、桥头、岩壁、寺庙等处,张贴布告,并用土红、石灰、墨汁写下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标语,宣传共产党的性质和纲领,宣传革命任务和前途,宣传红军宗旨、任务和纪律,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如1934年11月2日,红六军团攻克黄平旧州时,红军宣传队一大早就在街头巷尾写标语、画漫画进行宣传。黄平谷陇、黄飘等苗族地区农户的墙壁上,红六军团进驻时书写的“苗、瑶有民族自决权”,“只有苏维埃才能免除苗、瑶苦力”的民族政策宣传标语,解放后许多年依然清晰可见。
    四是组织文艺宣传队,运用话剧、相声、歌曲、快板和散发传单等多种形式,传播革命真理,启发群众觉悟。如中央红军进入剑河县城第二天,在月亮街组织军民大联欢,演出了几场戏,都是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的,以群众所熟悉的生活为题材,反映群众受苦受难的悲惨生活,揭露国民党贪官污吏剥削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罪行,内容生动感人,群众看了深受教育。1934年12月,锦屏县启蒙镇者姑村村民杨胜乾得到一份由毛泽东、朱德署名的传单《出路在哪里?》,该传单现还珍藏在锦屏县档案馆里。
    五是组织召开群众大会,讲解革命道理,号召人民起来走红军的革命道路,推翻军阀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的政权。1934年5月1日,红七军攻克榕江后,在县城五榕广场(现五榕小学)召开著名的“五一”祝捷庆功大会,宣传党的政策,阐明红军主张,启发群众觉悟,讲解革命道理,参加群众近万人。中央红军攻克黎平后,也召开了类似的群众大会。当时的报道称:“黎平城的群众大会---到会三四百人,分发大批东西.....经过演说与分发衣物之后,群众情绪更为热烈,影响甚大。”
    六是召开各阶层各民族人士座谈会,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和争取少数民族人民的支持。如中央红军进入剑河县城后,不仅在县衙门口、城西召开了小型群众会,还在柳利寨专门召开了少数民族座谈会。在座谈会上,红军讲解了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方针政策,号召苗族人民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建立自己的政权,同封建阶级作斗争。红军的方针政策,反映了少数民族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受到苗侗各族人民的欢迎和拥护。
    三、党和红军在黔东南贯彻执行民族政策的生动实践 
   
红军长征转战黔东南期间,从首长到普通战士都身体力行,严格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群众路线。部队纪律严明,尊重民族习俗,关心人民疾苦,买卖公平,说话和气,对百姓秋毫无犯。
    一是中央首长率先垂范,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党的民族政策。红军长征进入黎平时,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的毛泽东,要求红军指战员“必须与各族人民建立亲密的关系,用平等态度对待各族人民。”朱德总司令在黎平牙屯堡的一块油茶山地里,曾亲自向中央警卫团的干部战士作民族政策报告。他告诫大家:我们既要遵守群众纪律,又要执行民族政策。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特别是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团结少数民族,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军阀。他们情系苗侗少数民族群众,并亲自实践党的民族政策,与劳苦百姓结下了鱼水情谊。
    二部队进寨宿营不扰寨不扰民,主动帮助群众挑水扫地,喂养牲畜,充分体现爱民亲民之情红军宿营,不管是官是兵,一律不进老百姓的房间。老百姓家里有人,征得同意后红军战士就进堂屋睡;无人在家,红军就睡在屋檐下。临走,总是把住处打扫得干干净净。1936年1月8日,红二六军团长贺龙率部入住岑巩县胡家铺胡春生家四合大院时,战士们一进院子,就帮助胡家打扫庭院、挑水,军团长贺龙还和战士们一道把村子里流浪着的牲口都吆进圈里关好,并到屋后的田边摘猪菜煮猪食把猪喂饱,留下了千古佳话。
    三主动与群众攀亲交友,赠送礼品,拉近群众与红军的距离,赢得群众好感。中央红军进入黎平时,许多红军战士都和群众打老庚(结交朋友),认家门,赠送群众礼物,有好菜饭请群众一起吃,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正如廉臣(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所载:“如赤军在黎平时,政治部即通告各部队,在苗家区域中绝对遵守纪律,并叫赤军兵士每人备一件东西送给苗家。”戴镜元在《回忆长征》中也写道:“黎平绝大部分是苗人。总政治部号召,每个同志送一件物品给苗族兄弟......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拿出自己穿用的衣服、毛巾等物送给他们......”。
    四是严守群众纪律,对群众的物资有借有还,损坏赔偿,不白吃、不白拿群众的东西。红军部队确需食用老百姓的东西时,统一由后勤办理,照价付款。人在的当面算清,人不在的就把钱放在拿走东西的地方;或留下字条给群众,说明事因,表示歉意。如中央红军进驻朗洞休整期间,错杀了村民杨晚妹家的一头猪,部队领导分咐照市价留下了30元大洋,装在猪大肠里,并留下一张字条:“对不起,错杀了你家一头猪,按市价付钱30元大洋,请收下。”
    五是深入访贫问苦,关心老弱病残让贫苦群众深刻感受到党和红军的温暖。红军转战黔东南期间,红军战士见到贫苦百姓,总是嘘寒问暖,见到谁家有困难,更是主动上门帮助。台江苗族农民邰顺林,脚被石头砸伤,无钱医治,成天化脓流水。红军长征经过得知情况,即安排医生给他送药医治,临走时还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道:这位老人年纪大,脚上伤口流脓啦,后面同志见到他,给他好好医一下。随后每来一批红军,只要见到这张条子,都给他洗伤换药。
    六是请老百姓当向导,不仅支付工钱,有的还加赠纪念品。如剑河城关龙志清带路到中都,红军送他一床被子;沟洞王道田兄弟带路到高丘,红军付他们兄弟五块银元外,还送了一条缎子夹裤;高定姜报嘎带路到章汉,红军付给他一块银元外,还送他一个新洋瓷盆。在镇远报京,青年农民邰安义给红军带路到台江的军事要塞施洞口。临别时,邰安义提出他喜欢红军那部会唱歌唱戏的留声机。指挥员即把那部留声机连同唱片一同送给了他,并教他使用方法,一路将他送出施洞。
    七是严格执行部队纪律,绝不偏袒违纪的红军士兵。1934年12月,红军一侦察部队经黎平来到榕江县塔石乡宰勇寨一个瑶族同胞居住地。有个战士晚上站岗时调戏了一名瑶族妇女,部队首长不仅亲自向受害妇女赔礼,还当着全寨乡亲的面,对违纪的红军战士执行军法。在黎平县高屯镇高屯村少寨,一名红军小战士半夜里又冷又饿,便起来烤火,并找来红薯烤熟充饥。不小心把火星溅在了稻草堆上,引发寨火,烧毁30多幢民房。为了严肃军纪,该战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八是为了保护群众生命安全,敢于牺牲自己。1934年12月,中央红军挺近黎平时,有四名红军伤病员到达双团(今欧家团)后,与大部队失去联系,便在双团凉亭暂住疗伤,行踪不慎被吴寨大地主欧广渊察觉,他邀约九名土匪恶棍装扮成群众悄悄进入凉亭,将四名红军战士团团围住。四名战士当时抽出手雷揭开盖子,准备跟暴徒同归于尽。此时,班长发现凉亭很小,周围挤满了围观群众,如果拉响手雷,势必伤及无辜。为保护群众的生命安全,班长命令三位战士把手雷放下。结果土匪蜂拥而上,将四名红军战士捆绑杀害。
     九是公审和处决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分发地主财物救济百姓,伸张公平正义1934年12月7日,红军总政治部在黎平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就组织斗争了官僚地主赵辅臣、张松生等20余人,公审和处决了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团防局军需兼城中区区长蒋维儒等人,并将上述官僚和劣绅的银元、粮食、被条、衣服、布匹等浮财,按甲、乙、丙三等分给群众,救济贫苦群众。
    十是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红军一进入黔东南,不仅积极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军主张,还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当地群众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正如廉臣(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所载:“赤军一入贵州,更尽力在汉民、苗民中活动。赤军以民族平等、解放苗家、反对贵州军阀压迫苗家等之宣传取得苗家之拥护,……间有缴获民团枪支者,亦发给苗家,武装苗民。”

    四、党和红军在黔东南贯彻执行民族政策的作用和影响
   
中国工农红军在黔东南的革命实践活动,在黔东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党和红军在黔东南贯彻执行民族政策和群众路线留下的深刻政治影响,有力地促进了黔东南各族人民的觉醒。其作用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消除不良影响,赢得群众信任。中央红军进入黔东南前夕,国民党政府及其反动势力为了阻止红军入境,大肆进行反动宣传,污蔑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见东西就抢,见女人就奸,见男人就杀”,搞得人心惶惶,四处不安,人们纷纷逃到山里躲藏。然而,红军进入黔东南后,不论是行军打仗,还是驻地休整;不论是穿城过镇,还是露宿苗乡侗寨,所到之处都是严格遵守群众纪律,认真执行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习俗。红军不仅保护工商业发展,更是处处以人民利益为重,时时关心群众疾苦,扶贫济困,怜恤病残老弱,对百姓秋毫无犯,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统治当局和土豪劣绅对红军的造谣诬蔑,消除了群众的疑惧心理,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拥戴。
    2、唤醒群众觉悟,赢得人民支持。红军通过多种形式的反复宣传,很快就启发了群众觉悟。红军官兵严守纪律,爱护百姓,与国民党官兵的烧杀抢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广大群众看到红军遵纪爱民、言行一致,都说红军是真正的仁义之师,打心里热爱红军、拥护红军,纷纷以实际行动竭尽所能地帮助和支持红军。各族群众主动为红军带路、挑担、架桥、撑船、碾米,献粮、献物,抢救和掩护红军伤病员,协助红军战斗,为红军胜利完成战略转移任务作出了重大贡献。
    3、彰显民族团结,缔结鱼水情谊。中国共产党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提出“苗、瑶有民族自决权”,苗、侗各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享有同样的政治、经济权利。红军所到之处,“免除苗、瑶苦力”,不惊民、不扰民、不拉夫、不派款、不拿群众的东西,使深受民族压迫的黔东南各族人民,第一次享受到了平等的待遇。红军转战黔东南期间,通过身体力行党的民族政策,与黔东南各少数民族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留下许多感人的民族团结故事。
    4、发展革命力量,壮大红军队伍。据不完全统计,1930-1934年间,黎平县至少有百多人参加了红军,加入了北上抗日的行列。从江、锦屏、台江、剑河、镇远、施秉、黄平、岑巩等县,都有不少青年在红军过境时参加红军。这些新战士,熟悉黔东南,懂少数民族语言,对红军行军、宿营、生活、打仗,进行民族政策和革命宣传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5播撒革命火种,激发人民斗志。红军长征转战黔东南期间,一路播撒革命种子,广泛传播革命真理。共产党的革命主张给黔东南各族人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红军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给各族人民带来了希望,同时也激发了各族人民争取自身解放和自由的力量,他们政治上要求平等、反对民族压迫的意识越来越强烈。红军长征不久的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晚期,黔东南的地下党革命活动,曾发展到凯里、雷山、镇远、施秉、黄平等县,并一度建立了革命武装。地下党的活动,对于掀起抗日救亡高潮,对于迎接解放大军解放黔东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6繁荣党史文化,提振民族精神。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标志着红军长征以来战略伟大转折的开始。会后,红军挥戈北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革命形势为之一新。黎平会议体现出来的敢闯新路、敢于突破、敢于胜利的“三敢”精神,在中国革命史尤其是中共党史、军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中共党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和红军留给全国人民特别是黔东南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红军长征转战黔东南期间,艰苦卓绝,历尽险阻。红军广大指战员为夺取革命胜利,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红军将士所表现出来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信念、艰苦奋斗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必将长远地激励和影响着黔东南各族人民,成为黔东南各族人民攻坚克难、奋发向前的不竭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黔东南州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
    [2]《追寻红军在贵州的足迹》(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
    [3]《中国共产党黔东南州历史大事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
    [4]《黔东南党史资料丛书之一——红军在黔东南》(中共黔东南州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5年7月).

 
                                       (作者系中共黔东南州委党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