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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平会议和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发布时间:2015-03-26 10:42:44 来源: 浏览次数:

刘明辉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由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方面共同构成。召开于1934年12月的黎平会议既以生动的实践丰富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又模范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一、黎平会议冲破了“教条化”的迷雾,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创造性地解决了红军长征的“战略转兵”问题。
    1917年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蓬勃地传播开来。那么如何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呢?恩格斯早就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P742——743)也就是说,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但是,在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上通过“反对立三路线”和“反对调和路线”而上台的“左”倾领导人,却抛弃了这一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采取了一种教条主义的态度。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这一错误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军事失败。
    当教条主义弥漫全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之际,黎平会议适时召开了。黎平会议关于红军长征“战略转兵”的决定就是实事求是思想原则在革命实践中的运用和体现。
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最初设想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转移过程中,“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犯了逃跑主义错误,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后,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锐减到3万余人。更严重的是,国民党已经判明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在北上湘西的路上构建碉堡、预设伏兵、扎下口袋、以逸待劳。红军处于一个亟需改变原定计划的危机时刻。但博古、李德等人毫无敌情观念,顽固坚持原定计划。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毛泽东提出了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主张。这一主张得到了多数党内高层的支持。于是,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调整了行军路线,改为西进贵州,再沿黎平、锦屏北折黔东去湘西。虽然这个转兵决定只是一个避敌锋芒的战术行动,但它为黎平会议实现“战略转兵”赢得了时间和空间。12月18号,中央在黎平县城召开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反映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以遵义为中心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2](P119)这样就以中央决定的形式否定了“左”倾错误军事方针,创造性地实现了红军长征的“战略转兵”,使红军从被动转入主动,避免了掉入敌人的口袋,全军覆灭的危险。黎平会议后,“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依旧顽固坚持北上湘江的方针,严重干扰了黎平会议决议的落实和执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35年1月1日,中央召开了猴场会议。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确定的行动方针,从而保证了黎平会议“战略转兵”的顺利实现。猴场会议是黎平会议的继续和延伸。
    黎平会议之所以能够实现红军的“战略转兵”,就在于它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政治经济发展程度、有无群众基础、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敌我力量对比等决定红军的行军路线和战略目标。黎平会议使全党开始冲破“教条化”的迷雾,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用新的实践、新的语言、新的形式去表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乃至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黎平会议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恢复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并且开始纠正“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194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科学地阐述了群众路线的内容和实施步骤,这标志着群众路线已经具备成熟的理论形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实事求是派是践行群众路线的楷模。“左”倾教条主义者却破坏了党的群众路线。
    在党内,长征开始前,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负责筹划战略转移事宜的“三人团”。但“三人团”“只开过两次会议,一次在李德房中,一次在中央局。”[3](P342)在实际的工作中,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这实际上抛开了中央政治局,把权力集中到少数几个人手中,严重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战略转移这样的大事,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也不对广大干部、战士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党的统战工作遭到了严重践踏。在党外,“左”倾教条主义者实行了“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4]P153的左倾政策,只搞“下层统一战线”,对于国民党内部的抗日反蒋派则实行关门主义,从而失去了打破“围剿”的最佳时机和可靠的同盟者。“左”倾教条主义者还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大搞查田运动,打击了地主、富农,严重地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损害了人民群众从事生产和革命的积极性。
    黎平会议是一次恢复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会议。第一,黎平会议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以来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在中央全会闭幕期间,这是党内最高级别的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本身就意味着党的集体领导的恢复。第二,黎平会议议程严格执行了民主集中原则。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正确与错误两种截然相反的军事方针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从湘桂黔边界,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5](P64)会上,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得到了主持会议的周恩来的支持,也被张闻天、王稼祥等党内高层所接受。最终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了反映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的黎平会议决议。这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恢复和发展。决议还规定:“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2](P119)到了猴场会议时更是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2](P138)这就实际上褫夺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重新确定了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得到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第三,黎平会议决议的贯彻落实也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精神。黎平会议的第二天,朱德、周恩来即通电要求没有参加会议的军委委员在20号晚之前,将各自的意见及其是否同意决议内容,电告军委。20日,总政治部发布了《湘江政治部关于实现“创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训令》,要求各级政工人员迅速向部队指战员进行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这样就使广大指战员及时明了党的决策,增强了红军队伍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黎平会议是一次纠正“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会议。黎平会议后党的统战工作得以展开。民族工作方面,1934年12月20号,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明确传达与执行本部对苗民指示,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6](P15)白军工作方面,1935年1月1日,红军总政治部提出了“欢迎白军兄弟来当红军”、“红军优待白军俘虏,欢迎俘虏兵当红军”[6](P16)等口号。富农、工商业、知识分子工作方面,红军总政治部于1935年1月14号发出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它要求改变对富农、商人的刻板的办法,采取灵活的策略,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从事革命斗争。
    黎平会议模范地践行了群众路线,恢复了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为建设党内民主,实现党的路线的转变,扩大红军在全国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黎平会议独立自主地解决红军长征的战略问题,开始独立自主地纠正“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开始独立自主地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
    所谓独立自主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由本国共产党人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黎平会议时期,中共要想做到独立自主,必须正确处理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1922年7月,中共二大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执行国际的决议。国际的指导曾帮助过尚处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但这种指导也起到过压抑成长或拔苗助长的消极作用。所以,亟需一次会议来摆脱这种不正当的“父子党”的关系。黎平会议就是在这种氛围下召开的。黎平会议召开时还有一个有利的客观条件,那就是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的电讯联系的中断。
    黎平会议是一次独立自主的会议。第一,黎平会议独立自主地实现了红军长征的“战略转兵”。“左”倾领导人的错误使得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开始战略转移。为什么前几次反“围剿”胜利了,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严酷的现实,鲜明的对比,使得广大红军指战员认识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错误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于是,黎平会议应运而生。黎平会议实现了红军长征的“战略转兵”,从中央红军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黎平会议是我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第二,黎平会议开始独立自主地纠正“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通过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口衔天宪,“言必称希腊”,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就是这“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在革命形势估计、党的中心任务、统一战线策略、土地革命方针、党内斗争原则等方面犯了一系列的错误,致使“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7](P393)黎平会议独立自主地实现了“战略转兵”,第一次以中央决定的形式否定了“左”倾领导人的军事方针。这是中央纠正“左”倾错误的开端。会后,中共中央开始加强对红军指战员、少数民族、国民党军、工商业者、富农和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这些都标志着中共开始冲破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迷雾,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开始了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第三,黎平会议开始独立自主地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主张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攻击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他们还在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上剥夺了毛泽东对苏区党和中央红军的领导权。黎平会议上,毛泽东关于“战略转兵”的正确主张得到了与会多数代表的赞同,并且通过了反映毛泽东正确建议的黎平会议决议。毛泽东的军事主张重新得到认可,标志着毛泽东政治生命的复活。这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实际领导地位,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奠定了基础。
    黎平会议以独立自主为指导思想,解决了关乎切身利益的“战略转兵”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由幼稚走向成熟的重要表现。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也是黎平会议的主要特征,更是黎平会议精神的精髓。1986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在“黎平会议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黎平会议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就是要坚持从实际出发,采取符合实际情况的行动方针,这是克敌制胜的一个法宝。革命战争年代是这样,在今天建设四化的历史时期也同样是这样。”[8](P1)2011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同志在黔东南调研时指出:“黎平会议体现出来的‘敢闯新路、敢于突破、敢于胜利’的精神,对我们尤其重要。”[9]今天,黔东南人民、贵州人民正在黎平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充分利用贵州优秀的革命传统和精神财富,挖掘红色文化的内涵,构筑“精神高地”,消除“经济洼地”,实现贵州后发赶上的跨越性发展。
 
 



    注释: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郑广瑾、方十可.中国红军长征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4]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组.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5]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贵州省博物馆.贵州社会科学丛书: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1983.
     [7]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胡锦涛.黎平会议在党和军队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M].黎平会议论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9]舒增付.敢闯新路敢于突破敢于胜利知难而上迎难而上克难而上坚持黔东南发展的信心、目标和战略不动摇[N].黔东南日报,2011—07—05.
 
 
                           (作者单位:湖北汽车工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