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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的抗日救亡运动与抗战文化

作者:莫新华     来源: 本站     发布时间: 2022-12-01 16:58:53  点击:5475    

  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共产党在黔东南的地下组织、各级国民政府组织发动各界进步人士、爱国人士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动员各民族、各阶层群众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支援抗战前线。各族人民为抗战承受巨大痛苦,作出了巨大牺牲。黔东南的抗日救亡运动是一场广泛的爱国主义运动和国际主义运动,它促进了各族人民爱国热情的高涨,极大的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黔东南抗战是贵州、全国抗战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系列抗战活动的蓬勃开展,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为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近现代历史上闪烁出厚重绚丽的文化色彩。

  一、黔东南的抗战历史及酿铸的抗战文化

  1931年9月至1945年9月,救亡文化、统战文化、政党文化、民族文化等在苗乡侗寨、清江舞水间共同交织,在历史、文学、艺术、教育、价值观念等方面积淀铸就。中国共产党在黔东南的地下组织、各级国民政府组织了一系列抗战活动,各界人士、各族民众用鲜血和汗水凝就了与全国类同而又独具地域特色的抗战文化。

  (一)中国工农红军、中共地下党播下抗日火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0年4月至1936年1月,红军各部先后五次转战黔东南,传播革命真理,实践党的民族政策,宣传反帝抗日主张,播撒革命火种。通过召开群众大会、印发传单、布告等形式广泛宣传中共抗日主张,激励各族青年奔赴抗日前线,号召民众支持红军北上抗日。1934年12月,中央红军在榕江县朗洞宣传书写的《苏维埃政府反日主张》、《白军士兵抗日六条纲领》较丰富地蕴含了反帝抗日内容,主要有:成立全国民众抗日战争的领导机关、动员全国力量对日作战、订立停战抗日同盟、要求北上抗日、反对国民党压迫民众抗日运动等。在红军的宣传启发下,许多黔东南人萌发了强烈的抗日救国愿望,锦屏县侗族歌师杨和钧称红军的主张是“指南”,写出“扛起枪把东洋鬼子赶下海洋”的诗句。1935年至1937年,中共凯里小组成员以及进入黔东南各地活动的中共党员李光庭 、李长青、喻雷、王毅、熊铁樵、王定一、陶涵春等先后在凯里、麻江、台江、雷山、天柱、锦屏、镇远等地开展活动,向民众宣传爱国抗日进步思想。红军及中共地下党形式多样的抗日宣传使各族人民深受影响,为后来全区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二)高举统一战线义旗,同仇敌忾,共同抗敌。抗战全面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黔东南各族人民情绪高涨,中共组织及各级国民政府以民族大义为重,以民族根本利益为重,顾全大局,捐弃前嫌,共同抗敌,组建各种抗日组织,为抗战奠定了组织基础,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先后成立了“抗日救国会”、“抗日救援会”、“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抗日救国后援会”、“抗日铁血团”、“读书会”、“歌咏队”、“京剧队”、“音乐研究会”、“俱乐部”等各种不同形式的抗日组织。组建了贵州抗日救国军、三穗抗日志愿军、黎平侗苗抗日联队、榕江县抗日义勇队、黄平苗陇苗族抗日志愿兵队伍等民众抗日武装。1935年冬始,凯里党小组组织成立了“青年读书会”、“凯里青年抗日救国后援会”。1938年秋至1940年底,镇远党支部镇远组织成立了读书会、歌咏队、音乐研究会,发展了一批“民先”队员。这些由国民政府、中共地下党组建的不同形式、规模的抗日组织武装为开展全区抗战甚至支援全国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镇远“和平村”的反战活动、黄平旧州“飞虎队”的空战支援,更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大旗下团结合作的特殊抗战。

  (三)开展丰富多彩抗战宣传活动,营造爱国救亡浓郁文化氛围。随着抗日救亡热情日益高涨,黔东南16个县如火如荼地开展了不同形式、丰富多彩的抗日宣传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天柱中学师生群情激愤,集会声讨日寇侵占东三省、侵略华北的罪行,强烈反对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组织宣传队深入城乡宣传抗日救亡,编发油印壁报,抵制、烧毁日货,鼓动号召青年奔赴抗日前线。1939年迁址榕江的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学校等校师生举行示威游行,组织千人大合唱,大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三穗、锦屏县中小学组织师生上街下乡演出抗日歌剧,发表讲演,动员群众。麻江、黄平县成立了以读书会为主体的抗日救亡宣传队、歌咏队,上街下乡散发传单,编演抗日歌剧、话剧,教唱抗日歌曲等。凯里党小组组织开展反帝抗日教育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争取团结地方上层人士,扩大统一战线阵营, 促动了凯里山城及周边县乡群众性抗日救亡活动的进一步发展。镇远党支部发动镇远古城及周边施秉、黄平、台江等县的读书会、歌咏队、音乐研究会、“民先”队成员,组织动员各界民众纷纷投入救亡运动。抗战期间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在文学、艺术、教育等方面呈现了一批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作品、精神食粮,营造出特殊时期爱国救亡的浓郁文化氛围,催生了一批独具特色的民谣、诗歌、楹联、宣传歌舞剧等文化作品。

  (四)开展抗敌后援,抢修航空、公路等重要设施,组织慰问抗日官兵,褒扬爱国精神。官方或爱国师生、民众团体出面组织,向广大群众、商家富户、地主士绅募筹了大量抗日钱款。黄平县重安小学一次义演、义卖就筹得法币3800多元,旧州中学卢晴川先生一人就捐出大洋2000元。1945年,炉山、镇远、三穗等11县募集军鞋6000双。岑巩县八年募集各种捐款和购买公债共达61万元。16个县在八年抗战中的各种募捐、摊派和购买公债款额达千万元以上。为给抗日空军提供后勤基地,黔东南地区修建了旧州、三穗、天柱、榕江等飞机场。旧州机场从1939年开工到扩建完成历时6年,13个县共投入民工13万人。1939年春,各县民工日夜紧张施工,流血流汗,修筑完成了桂穗公路、黔桂公路、铁路等过境要道。这些航空、公路设施为对日作战、撤退和运输提供了捷径,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县抗战总动员委员会组织青年学生、各界民众进行抗日救亡教育,组织了“战地服务团”、“抗日自愿新民大队”、“抗日救亡铁血团”等开赴前线服务,利用政府嘉奖、捐款献金、制作鞋袜、到医院看望伤病员、到军营驻地慰问等多种形式慰劳抗日官兵、家属,修建纪念碑、敬扫“忠烈祠”等祭奠英烈。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模范、颂英雄的倡导褒奖活动,在全社会,在民众中处处褒扬爱国精神。

  (五)各族青年浴血捐躯抗战前线,彰显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民族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抗日救亡,压倒一切”的强大宣传动员声势,激励了各族青年的爱国热情,有志之士纷纷积极报名应征奔赴前线。仅1938年,16个县就征兵8033名。锦屏、天柱、三穗、岑巩、镇远、黄平、炉山、麻江、丹寨、雷山、黎平、剑河12县在八年抗战中,共征兵67704名赴送前线。仅镇远一县就征兵15223名。据资料统计,八年中黔东南16个县征兵入伍或自愿参军者为91747人,阵亡将士1156人,黄平县为国捐躯官兵达百人。各族青年为拯救民族危亡,视死如归,共赴国难,表现出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民族气节,彰显了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民族精神。

  二、抗日救亡运动及抗战文化彰显的特点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富有反帝反封建光荣传统的黔东南各族人民,全民动员、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场挽救民族危亡、反对外侵的群众性爱国运动,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黔东南的抗日救亡运动及特殊抗战经历,蕴育了丰富、独特、厚重的抗战文化,呈现出浓郁的地域民族特色。

  (一)具有浓厚的地方民族色彩和广泛的群众性。从地域属全国苗、侗等少数民族最大聚居地、多民族聚居区这个特点看,其抗战历史、抗战文化必然具有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浓厚的地方民族特色。在多数县乡,苗舞队、侗歌队、芦笙队是抗日宣传主力,在欢送苗侗儿女参军上前线的欢送会上,各族同胞所跳的欢送舞蹈是芦笙、铜鼓舞,吹奏的乐器是芦笙、芒筒、唢呐,为出征战士唱的是酒歌飞歌,敬饮的是牛角酒竹筒酒。苗乡侗寨本来就是歌舞之乡,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各类体现抗战、爱国内容的诗歌、民谣更是应运而生,劳动歌、生活歌、礼俗歌、儿歌都讴歌抗战、宣扬爱国,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凝聚力,歌谣高扬的尽是爱国主义旋律。三穗一首流行民歌唱到:“可恨东洋小日本 ,占我江山杀我人;好男儿要当兵去,打倒鬼子才太平”。黔东大地广为传唱的一首饯行敬酒歌唱到:“酒杯酌酒酒杯香,酌杯美酒敬哥郎;哥郎饮了这杯酒,旗开得胜早还乡。”民歌激励鼓舞抗日斗志,表现了各族人民朴素真挚的感情及积极反对侵略、支持抗日的共同心愿。从运动投入的众多人数和各族民众的极大热情和积极性来看,16个县工、农、商、学、兵、妇女等各界,各族人士都积极参加,规模宏大。13个县共投入苗、侗、汉、布依等各族民工13万人修建旧州机场,八年征兵近十万,千余子弟兵阵亡前线。募捐筹款、义演义卖、“一县一机”募捐、劳军献金,抢修机场、公路、铁路,动员入伍或组建志愿军参战,游行示威、兴办诗歌比赛、修建纪念碑、敬扫“忠烈祠”、褒扬抗日阵亡官兵功绩等,收效良好并呈现丰富多彩的特点。天柱、锦屏、剑河等县组织成立了“贵州抗日救国军”,通电全国誓言抗日,6000余苗侗儿女组成的队伍改编为独立三十四旅七0一团开赴淞沪抗战前线。黄平县苗陇乡长雷震(苗族)动员组织了120人的苗族抗日志愿兵队伍,由其任连长率队开赴湖南抗战。黎平、从江组织了600余人的“侗苗抗日联队”,在杨锦标率领下南下广西打击日寇。曾任国民军师长兼重庆卫戍司令的麻江人吴厚安(苗族)回乡组织了“抗日自卫队”。三穗人杨至成(侗族)任“黄河两延”卫戍司令、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长,为粉碎日伪围剿、经济封锁、培养抗日人才作出了贡献;天柱人吴绍周(苗族)任国民军旅长、师长、军长,打退日军坂垣师团、土肥原师团进攻,在台儿庄等战役率部鏖战;雷山人梁聚五(苗族)任中国远征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参加入缅抗战,写下《缅甸征尘》;天柱人王天锡(侗族)任国民政府第三方面军高级参谋、49军前敌总指挥,赴湖南、广西指挥抗战;三穗人张鹏霄(侗族)在淞沪会战中任国民军702团团长,后任七十三军副师长,参加了武汉战役及三次长沙会战。三穗人吴瑞(侗族)为国民军七十三师班长,在淞沪会战前线分别给父亲、兄弟和爱妻写下三封绝笔书,义无反顾投入惨烈激战,壮烈牺牲时年仅23岁,用鲜血和生命实践了“日寇不灭,誓不生还”的誓言。奔赴前线的热血志士中,苗侗各族儿女尽显浩然正气。其事迹正如天柱县“抗日将士阵亡纪念碑”碑联所言:“桓桓将士凛凛精神正气瀛寰虽死如生 堂堂世胄舍命沙场算得可儿不愧炎黄”。

  (二)日本侵略止于丹寨县是抗战史上的重要史实。谈及中国抗战史,诸多史书多有:日军部队“一直打到贵州独山,震动了贵阳、重庆。”类似载述,“日军侵入中国最远最后的地方是独山”似乎已成共识。实际上,提法更具体和准确一点,丹寨县才是日军侵入中国最远最后的地方。在抗战即将结束前的“黔南事变”中,独山及荔波、三都、丹寨县在日军入侵下相继沦陷,日军大肆掳掠,造成贵州历史上的空前大劫难。而各族人民及爱国官兵也奋起抗击,给进犯日军沉重打击。据有关抗战研究史料记载,1944年12月2日,日军第11军第3师团第6联队1500余人侵入丹寨,在县城大肆抢劫。3日,其尖兵部队甚至进抵都匀县境的鸡贾河渡口,因天降大雪、山路难行又无船过渡而止步。4日,日军再次洗劫县城及附近村寨,“共枪杀民众38人,打伤55人;烧毁民房78户235间;掠夺粮食、家畜、家禽及杂物等折合法币233. 11万元。”面对侵略暴行,丹寨各族人民义愤填膺,纷纷奋起反抗。此后当时民国《贵州日报》载有“汤将军丹寨南郊大捷”等消息。后董显光《蒋介石传》也有“中国军队利用贵州优势,于12月5日从八寨(丹寨)赶走了日军”的说法。大量史实证明,日军侵入已抵达位于北纬26°12′附近的丹寨县合心乡境,“黔南事变”中,日军侵略止于丹寨县,而非诸多史书所述的独山县,这是抗战史研究中值得重视的一大史实。

  (三)镇远“和平村”的反战活动在抗战史上具有特殊作用和国际影响。镇远“和平村”是“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镇远和平村工作队”的简称,亦称第二日俘收容所。“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会”最早由日本共产党旅华党员、作家鹿地亘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和郭沫若等领导人指示组建。1938年12月至1944年8月,迁住镇远的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先后关押日本战俘约500人。中共地下工作者康天顺(主任管理员)、朱宗熹等和平村管理人员实行“优待俘虏”政策,称日俘为“村民”,对其进行人性化管理,用真情感化日俘,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会”盟员扩大发展到137人,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反战活动。他们创办日文会刊,揭露日军侵华罪行,发展盟员及骨干,签名写信祝中国军队抗战大捷,“坚信全世界一切侵略主义恶魔必然灭亡,人类永久和平将早日实现。”协助教育改造日俘,加强日本国情研究,提供日本国情及国际形势参考资料,为中国抗日战争赢得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和平村”是抗战时期中国长江以南设置时间最长,关押日军战俘最多的日军战俘收容所。镇远 “和平村”与全国众多抗战文化遗址相比具有独特性,是目前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关押日本战俘的场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的历史见证。“国共合作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团体及其坚持反战活动,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世界反法西斯史上产生了良好的国际影响。”

  (四)“飞虎队”的空战支援及旧州空军基地发挥了重要的抗战作用。黄平县旧州机场是抗战期间中国西南重要的空军基地,是中国空军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即“飞虎队”的重要驻地。旧州飞机场和临近的芷江机场一起在抗战中承担了西南战线的湘桂和滇缅乃至东南亚地区的空中防务,掌握了制空权。从1943年秋起,旧州机场就直接参加对日空军作战,由陈纳德将军指挥的美国志愿援华“飞虎队”即进驻旧州机场,旧州机场从此隶属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飞虎队”的正式名称原为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成立、由美国飞行人员组成的空军部队,1943年改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当年10月,由中、美、英联合在缅甸反击日军的秋季反攻战役中,旧州机场出动各类飞机70余架次参加作战,击毁击伤日机50多架,同时猛烈地轰炸了日军地面部队,使日军遭到重大伤亡,紧紧地控制了“驼峰”航空运输线,确保了滇缅公路畅通。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旧州机场由原来的丙级站扩升为甲级站,1944年冬,日寇侵入湘桂,进窥贵州边境,盟军和中美混合队的飞机就开始集中停驻旧州,每天常有一两百架,其中有轰炸机、侦察机、运输机。另有20多辆汽车接送人员和调运物资。最多时每天起降达到40余架次,昼夜不停,到广西的河池、南丹,湖南的衡阳、金兰寺等地轰炸日军。在1944年7月衡阳保卫战中,由旧州机场起飞的几十架轰炸机到湖南省金兰寺配合陆军作战,消灭日军近万人。1943年秋到1945年春,从旧州机场起降的美中空军与日本空军作战数十次,击毁日机120余架,并轰炸了日军地面部队,震慑了日军,在抗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段特殊历史凝聚了中美人民共同战斗所结成的深厚友谊,“飞虎队”的空中支援及旧州机场空军基地作用的发挥,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并发挥重要作用的例证。

  (五)广大民众在反抗统治暴政的同时,坚持反帝抗日活动。抗战期间,由于国统区国民党统治者的横征暴敛,黔东驻军新编28师师长“杀人魔王”刘伯龙以“铲烟剿匪”为名,残酷镇压屠杀进步人士和苗侗汉各族人民,1942年秋至1943年春,暴发了黔东各县反抗统治暴政的大规模抗暴斗争--“黔东事变”。各族人民在反抗国民党统治暴政,反抗顽固派残酷镇压的同时,坚持开展抗日,在起义暴动者战斗口号和檄文中,充满了大量反帝抗日内容:“倭奴入寇,祸及全国……倭寇日见深入,地域日加沦陷,未见收复寸土,反见民多流离,野有饿莩”。各族人民对国土沦陷和统治腐败愤慨之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爰整义师,大张仁旅,扫荡妖魔。救民于水深火热,挽回国运,逐虎狼于海角天涯。鲁阳挥戈,后羿射日,矢立精诚,力争上理,则五色祥云更何难遍覆于五洲也!”、“抗战最为光荣之事业,最后胜利必属于我!”等,慷慨激昂的宣传言词,可从中透见黔东南各族人民誓死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三、抗战历史之启示

  回顾那场伟大的抗日战争、救亡运动,是为了以史为鉴,铭记惨痛。铭记历史、珍惜和平,发愤图强、提高警惕。重温历史,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一)要打败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拯救民族危亡,必须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各民族大团结。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就没有全民族抗战的发动,也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要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统一战线“法宝”至关重要。

  (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圆美丽中国梦的精神动力。爱国主义是动员和鼓舞中华各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支柱,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抗战文化、抗战精神闪烁着爱国主义的耀眼光芒和奋发进取的时代精神,它不仅激励了人们在民族危亡的特殊岁月里为完成驱逐日寇、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而奋斗,其爱国主义精髓永远是激励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共筑美丽中国梦的精神动力和支柱。

  (三)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切实践行群众路线,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抗日战争和抗日救亡运动的胜利,是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奋斗,付出极大代价,进行人民战争取得的。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事业胜利之本,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切实践行群众路线,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动力。

  (四)吸取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牢固树立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历史表明,落后就要挨打,贫穷被人欺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居安思危,长存忧患意识,要想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必须牢固树立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才能最终挫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图谋。

  (五)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夺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重要保证。抗战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发展历史也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党的领导,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信念。进一步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信念,这是现实执政的需要,更是共产主义价值观的现实体现。要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加强党的建设,提高执政能力,才能协力共筑中国梦,确保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最终实现。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

  [2]《红军在黔东南》,中共黔东南州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1985年7月版。

  [3]《黔东南革命烈士传》第一集,中共黔东南州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版。

  [4]《黔东南州志·民政志》、《黔东南州志·军事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及各县市志。

  [5]《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研讨会文集》,中共黔东南州委宣传部、州委党史研究室、州社科联、州党史学会编。

  [6]《贵州省抗战损失调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贵州省档案局(馆)编著,中共党史出[7]《中国共产党黔东南州简史》,中共黔东南州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11月版。

  (莫新华  作者系中共黔东南州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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