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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黔东南的历史情缘及践行群众路线探析

发布时间:2014-09-16 16:10:36 来源: 浏览次数:
     土地革命时期,邓小平与红军三度转战黔东南的特殊历史征程有着密切关系,与苗侗少数民族区域黔东南的有着特殊的历史情缘,本文从这些重要史料来探析论证,邓小平早期践行群众路线特点体现在四个方面,他是早期党的群众路线的积极倡导者,是身体力行、自觉践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典范。
    一、左右江前委书记、红七军政委邓小平与红七军转战黔东南
    从红七军转战黔东南这段土地革命时期的光辉历史来看,作为红七军的缔造者之一和重要领导人,邓小平就是早期实践民族政策、践行群众路线的积极倡导者。
    (一)组织动员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红七军转战黔东南的革命历程
    1929年12月,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等人领导举行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邓小平任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委,全军辖三个纵队4000多人。起义后即遭受众敌围攻,因连续作战,伤亡很大,弹药物资匮乏,人员给养需要休整补充。1930年4月,经侦察并在群众提供消息中了解到:黔南重镇、鱼米之乡榕江时为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后勤基地,囤积有大量的军用物资,红七军决定进军贵州攻打榕江县城。在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率领下,红七军3000多人于4月30日进抵榕江,当日上午红军发起多次进攻均未奏效。下午,在红军宣传动员下,城郊各族群众纷纷前来支援红军,有的送来楼梯和攻城器材,有的抬担架抢救护理伤员,有的为送水送饭,红军战士深受鼓舞,一举攻克榕江城。以伤亡300余人代价,取得了歼敌500余人,缴获步枪600余支,子弹十万余发,大炮2门,无线电台一部,驮马500多匹的胜利。次日组织各族群众和红军将士近[1]万人召开了祝捷大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在会上宣传革命真理,号召全体劳苦群众联合起来,推翻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
    同年12月,红七军千里转战北上江西苏区。在前委书记、政委邓小平等率领下,军部及第十九、二十师约五千人兵分两路从广西三江富禄进军黎平水口地域开展革命活动,在黎平县龙额、地坪、水口等地,击溃阻截的国民党洪州分县警察大队,毙伤20余人,缴械80余人,对待民团及受裹胁民众,红军即朝天鸣枪,后耐心说服、晓之以礼,做群众工作,为队伍顺利通过龙额、地坪、半江、六约、岑信等侗族区域提供了重要保证。
    红七军的政治军事影响及打下的群众基础,为后来中央红军长征顺利转战黔东南完成战略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爱护苗侗群众:红七军作为体现了邓小平主张
    1、重视民族工作的开展和民族问题的及时、正确处理。红七军两度转战黎平、从江、榕江,根据工作对象和地区实际,及时制定民族政策并兑现实践,边打仗,边宣传党的政策、主张,正确处理所遇到的具体民族问题,打击封建军阀、土豪劣绅,保护少数民族群众利益,和苗侗人民建立了鱼水情谊,取得了建军以来首次大捷—攻克榕江县城的胜利。这是党和红军较早实践民族工作的成功范例。史料记载:红七军“根据少数民族被压迫深,受反动派欺骗较多的情况,军前委指示部队,要认真执行群众纪律,尊重侗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宣传我军的性质任务,以消除侗族人民的疑虑。①”2、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团结和争取民族、宗教上层人土,不断改善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红七军在发动和依靠各族穷苦群众的同时,认真执行了团结和争取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政策,使自己能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军阀、反动民团和地方武装,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在从江加牙苗寨,红七军“和气宣传,讲解道理”,争取了头人潘德旺、韦古来,换来了全寨苗族群众“杀猪送菜,筹粮带路”的支持。在榕江,红七军镇压了纠集民团攻打红军的团防局长周宪民,抄了大地主龙善元的家,而对大多数民族商贩、豪绅则坚持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统战政策,维护城镇商贸秩序,帮助其正常营业经商,赢得了城镇各族人民和开明士绅“积极筹饷,捐献两万多银元”、数十名各族青年踊跃参军的支持和拥戴。途经九秋、加牙苗寨时,宁可强忍劳累饥饿,也不惊扰寨中苗胞,尊重民族风俗,绕寨而过或露宿屋外。由于尊重爱护少数民族,深得苗侗同胞拥护、爱戴。3、严守群众纪律,播撒革命火种,践行群众路线。红七军全军上下严守群众纪律,宣传革命真理,在黔东南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给从江、榕江、黎平等县各族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首在至今仍广为流传的《四季歌》就是例证,它表达了各族群众对红军的爱戴和怀念:“春季里来百花香,红军到来打榕江,三声大炮轰南门,坐镇师长逃车江。夏季里来柳丝长,红军进城安民忙,“五.一”召开庆祝会,军民同欢情谊长。秋季里来桂花香,团防局长把命丧,又分地主物和米,群众个个喜洋洋。冬季里来白茫茫,红军走后人遭殃,王家烈把榕城占,红军恩情似水长。”
    红七军实践民族政策、关心尊重苗侗各族群众,获得群众支持拥戴等系列重大活动,应与这支革命队伍的缔造者之一─前委书记、政委邓小平的大力倡导主张密切关联。
    二、中央秘书长、《红星报》主编邓小平与中央红军长征转战黔东南
    (一)邓小平与中央红军的黔东南转战历程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著名的长征,12月13日,中央红军主力分南北两路进军贵州。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红星报》主编的邓小平,于12月13日至31日随中央红军中央纵队长征进入黔东南,先后转战黎平、锦屏、剑河、台江、黄平等地,次年1月进入遵义。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左”倾领导人关于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错误计划,采纳了毛泽东深入贵州腹地,到黔北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新根据地的正确主张。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中央军委立即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八军团并入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下辖第1、第2、第3梯队;撤销中央红军教导师建制 ;黎平整编对部分党和红军领导人作了调整,邓小平任中央秘书长就是其中重要一项。在黎平会议上,实事求是的理论得到了充分实践,群众路线的作风得到了较好的发扬,民主集中制度得到了较好的贯彻。诸多史料证明,黔东南是党和红军,是邓小平等党和红军领导人早期坚持实事求、践行群众路线、实践民族政策的重要区域。
    (二)中央红军对党的民族政策的具体实践
    黎平会议前后,中央红军在针对黔东南实际,开展民族工作、实践民族政策,并获得成功,为建国后党的各项民族政策的制定、实施、完善积累了经验。1934年11月29日,中央红军在临进黔东南时,总政治部提出了:“实行民族平等”、“实行民族自决”、“苗族与汉族的工农起来共同扫平国民党军阀的统治”等《关于对苗徭(瑶)民的口号》,黔东南各地仍随处可见红军当年宣传刷写留下的标语:“政治上、经济上苗人、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红军是苗瑶的军队!”等。12月24日,转战剑河、台江县期间,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签发了《关于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要求:“实行民族平等”、“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严厉处罚乱杀牛者” 、“立即克服一切侵犯群众、脱离群众行为”等。②
    红军足迹遍及黔东南大部分县及乡村,在艰苦的环境和岁月里,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实践民族政策,与各族百姓结下了鱼水情谊,在苗乡侗寨留下了许多发动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故事。为了纪念红军,很多人家将红军过境时出生的孩子取名“拥共”、“盼共”、“敬共”,后人一提起他们名字,就想起当年深受百姓拥戴的共产党和红军部队。苗族红军山歌唱到:“红军红军,苗家救星;红军来了,我们翻身!”; “穿起草鞋踏刺窝,再苦十年算什么,盼到红军回来后,分田分地好生活,有吃有穿喜洋洋,心焦难过做什么!”③
    (三)邓小平等党和红军领导人身体力行
史料载述,长征途中,党和红军领导人都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亲自宣传发动群众,做民族工作及统战工作。进入黔东南前,总政治部要求每人准备一件物品,作为进入黔赠给少数民族人民的见面礼;担任红军机关报主编,身份特殊的邓小平留下了特别的足迹和影响。
    早在1933年8月,邓小平就被调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出任《红星报》主编。邓小平从形式到内容对《红星报》进行了改革,竭尽全力把该报办出了自己的特色,办成了红军一流的报纸。由于栏目众多,内容丰富,生动活泼,《红星报》深受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欢迎。临进黔东南前的1934年11月7日,《红星报》出版了长征途中唯一的一份号外报,“号召创建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为着保持红军的阶级纪律和与群众密切关系,取得群众的同情与拥护,实现赤化白区的任务”等,要求做到:不拿群众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损坏东西要赔偿,借东西要还、要打扫卫生、要向群众做宣传等。④11月29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要求:“各级政治部必须依据各地不同的环境与各地不同情况,加以具体与通俗化”。12月24日发布《关于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要求更是体现了党和红军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严守纪律、宣传群众、争取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的根本工作路线。为了确保《口号》、《指示》顺利贯彻执行,总政治部还组织了纪律检查队,邓小平均在《红星报》及时宣传发布,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群众纪律。在黎平会议期间,邓小平按照总政治部要求,做好政治局决议的解释、思想动员、宣传发动群众、扩红等工作,参加红军召开的群众大会,亲自编写并发表了标题为“黎平城的群众大会:到会三四百人分发大批东西”的报道。
    三、邓小平早期践行群众路线特点探析
    从此时期邓小平及所属红军部队在苗侗少数民族区域黔东南的三段历史经历分析,邓小平早期践行群众路线体现出以下四方面特点:
    (一)坚持以人为本,以实践党的民族政策为主要载体。
    坚持以人为本,切实维护群众利益,争取群众支持和参与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目标要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黔东南,人的问题就是少数民族同胞众多、因历史原因与汉族有隔阂有矛盾的问题,维护群众利益就是维护广大少数民族劳苦大众的利益,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一切均易迎刃而解。红七军是中共早期建立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1930年4月至12月,在邓小平等统率下,两度转战黔东南,全军上下身体力行,向苗侗各族人民宣传中共主张,传播革命真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主张民族平等,维护苗侗等各族人民利益,在频繁接触少数民族和解决民族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民族政策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措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共建党初期的民族政策。许多具体践行群众路线的行为、活动都与红七军的缔造者、邓小平政委的积极倡导与主张密切相关,都是邓小平及红军指战员运用群众路线法宝、问政于民、问需于民所取得的丰硕成果。随后,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转战黔东南时,实践的民族政策更为具体。正是由于邓小平等红军指战员自觉实践民族政策,才换来了各族群众积极为红军筹粮筹款、带路、抢救伤员、捐献财物、踊跃参军等大力支持。
    (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体现实事求是精神。
    实事求是是党的正确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夺取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邓小平理论的各个方面都贯穿着实事求是精神,体现了群众路线原则。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红军在黔东南面临的两大实际是:开展工作的特殊地域属苗侗等少数民族最大聚居地;在这片地域、这一阶段,中国革命经历了从挫折走向胜利的历史转折。一切都亟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做好民族工作,做好群众工作。因为邓小平领导的革命队伍从创建以来就认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符合实际的战斗方略,才获取了转战黔东南、攻克榕江城等胜利。邓小平与中央红军长征转战黔东南,特别是黎平会议的成果,更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践行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它表明,邓小平等坚持实事求是、开展群众工作的实践始于土地革命时期。
    (三)坚持履行岗位职责,发挥宣传导向作用。
    有关史料表明,1930年前后,红七军政委邓小平主持编撰的宣传教材和读本就有《土地革命》(1929年12月)、《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1930年)、《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口号》(1930年)、《打倒国民党》(1929年12月)⑤等,同期红七军转战黔东南的活动,正是这些宣传主张的具体执行实践。“长征是宣传队”,长征转战黔东南进黔北期间,党和红军经历了从黎平会议到猴场会议、遵义会议等重大事件,这是中国革命实现历史转折的开始。邓小平正是在黎平会议期间被任命担负中央秘书长重任的。随着长征的开始,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办的《斗争》、《红色中华》等刊物相继停刊,坚持出版的报纸只剩下《红星报》一家。此时期,邓小平发挥了红军机关报及主编的重要作用,他立足岗位,编发报道各类信息,及时宣传动员群众,传播革命真理,发挥了宣传导向的特殊作用。“邓小平敏锐地注意到党中央在战略方针上的变化,在《红星报》上及时地进行了宣传。”长征中,人们称《红星报》是“一面大镜子”,“一架大无线电台”,“党和红军工作的指导员”和“红军俱乐部”。⑥从这些可看出该报在当时红军队伍中的宣传影响之大,受欢迎之深。实现中国革命重大战略转折等成果与大批党和红军指战员,特别是邓小平等宣传骨干,坚持立足岗位履行职责,及时播报、有效动员、凝心聚力的宣传工作密不可分。
    (四)坚持密切联系群众,身体力行改进作风。
    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行动指南,把群众支持和参与作为力量源泉等,是群众路线的丰富内涵和目标要求之一。红七军在榕江取得建军以来的第一次最大胜利可以说是解决脱离群众问题、把群众支持和参与作为力量源泉、问计于民的最好例证。中央红军临进黔东南时,主编邓小平编发出版了《红星报》号外报,该号外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报道重大新闻和消息,而是刊登加强党和军队组织纪律性的内容,号召红军指战员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努力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也就是对红军严守纪律、密切联系群众的特别宣传,且在以后的征战历程中得到了红军指战员践行遵守。在黎平,邓小平采编并在《红星报》第七期发表了一篇文稿,标题为“黎平城的群众大会:到会三四百人分发大批东西”,“是一篇言简意赅、倡导把群众工作做实做细的文章,反映了邓小平一贯提倡的务实的工作作风和简练文风,成为黎平会议后红军进入贵州腹地做好群众工作的指导方针”。在黔东南期间,“邓小平积极发挥党的宣传导向作用,通过演说、张贴标语、走访商贩、看望贫农等介绍红军是工农的军队,红军纪律严明,保护工商业者,买卖公平,共产党领导红军为穷苦大众打天下,使不少关门的小商贩开铺供货给红军,不少躲藏到山上的贫农回到家里来,融洽了红军与苗侗民族群众的关系”。⑦
    综上所述,邓小平与红军转战黔东南这段特殊历史征程有着密切关系,与苗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域黔东南有着特殊的历史情缘,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积极倡导者和自觉践行者。也从一个角度证明,坚持实事求是、践行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夺取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注释:
    ① :原红七军战士、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姜茂生回忆录:《红军北上漫记》
    ② :《红军在黔东南》:中共黔东南州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5年7月编辑出版,第203-204页
    ③ :《红军在黔东南》:中共黔东南州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5年7月编辑出版,第94页
    ④ :李贞刚:《邓小平与<红星报>》,载《人民政协报》2010年1月7日版
    ⑤ :《邓小平思想宝库》红旗出版社1993年3月第一版,第2855页
    ⑥ :于化民:《邓小平主编<红星报>》,载《百年潮》2000年第5期
    ⑦:2009年12月7日《黔东南日报》“三位党的领导人与黎平会议”
 
                (作者:莫新华  系州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